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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西方历史书写之异同 尽管由于历史发展道路的迥异，数千年来世界各区域之间的相互隔绝使得中西文化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特质，以至于长期以来西方世界视中国文化为彼岸之花，这在历史研究中也有体现。西方历史研究者批判中国的“帝王将相史”缺乏人文关怀，中国的学者讥讽西方的“后现代史学”不过是纠缠于马桶、梳子、妓女一类的琐事，两者的差异性可见一斑。然而，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毕竟不是血淋淋的相互博弈，差异性也不是文化的唯一特质，尽管中西历史研究者在研究方法、理论体系、书写途径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二者是必须兼有的，比如说史学研究者的关怀、问题意识。许纪霖先生在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就着重强调了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以及公共关怀，“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这是三种不同层面的人生关怀，有着由显到隐、由外向内、由入世到出世的区别。作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这三种关怀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时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历史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不能回避的，这种对公共社会的关怀在中西学者之间作为一条隐形的红线沟通了两种异质文化。 一、问题意识的差异 是什么塑造了中国今天的面貌？中外学术界往往把对于现代中国的关怀追溯到明清时期，在形塑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过程中传统政治史中强调的重大事件、重要时刻究竟能不能代表中国社会的全貌？被重大事件所掩盖的一般时刻、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否更能透视历史的真实情况？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体现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在新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影响下新政治史诞生，改变了长久以来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的 “事件主义”倾向，研究视角开始向下延伸。20世纪初史学界开始反思历史研究中独重政治史，政治史中又独重重大事件的现象，其中以年鉴学派为先锋打起了反对“政治史”的大旗。在这种背景之下，传统政治史吸取了社会史、新文化史中合理因素，以全新的政治史形象登上了历史研究的舞台，新政治史不再局限于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精英人物的行为，视野由上层精英向下延伸至普通百姓，研究对象大大的扩展了。《牛津英国史》的主编摩根认为，传统政治史对政治的定义过于狭隘，政治史应该“从如何追求权力、行使权利、指责权力、滥用权力或否定权力的角度，对任何特定的单位或社会重新进行解释。”新政治史围绕着“权力”展开（包括文化，这种软权力），扩展了传统政治学的外延，开始注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里，我尝试以两派比较有代表性的佳作，具体的比较传统政治史与新政治史的异同。 传统政治史中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与杨国强老师的《百年嬗蜕沿此线索，甚至可以进入一个奇异而美妙的心灵世界。中西方学者都力图回溯到中国的清朝社会去开启一个与今相异的意义体系，他们抓住了于今人看来晦涩难懂的问题并使之成为一条通幽的曲径，重构了中国悲剧时代前夜的意义体系。 必须指出的是知识背景的差异是导致中西方历史学者关注点不同的主要原因，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体验使得中国的学者在这种切肤之痛的状况下很容易产生一种困惑与紧张：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中国与西方相比缺乏的到底是什么？而西方作为中国文化的他者，他们对于近代中国的理解自然打上了自身文化的烙印，现代化理论是其研究的背景，他们的研究多关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差异性在《叫魂》、《文化权力与国家》与《天朝的崩溃》中表现的十分明显。《叫魂》一书关注的是：“盛世”之下妖术恐慌为什么会在华夏大地上蔓延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系统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于其不同的是《天朝的崩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对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悖论：总体上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伍，然而在具体叙述上又认定，落伍的一方只要坚持林则徐等主战派代表的正确方向，中国就可以力挽狂澜。事实上是这样的吗？《天朝的崩溃》整本书就是以以实证的方式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鸦片战争前中英军事实力对比状况是怎样的？依照主战派的作战方针是不是就能够改变战争的结果？天朝的意识形态如何麻痹当权者的？以贸易为本的英国与以农业为本的中国具有怎样的差异性？鸦片战争的战败是否是不可逆转的？ 当然，茅海建老师的分析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数据分析、技术分析，作为中国的知识人，长久以来的传统文化熏陶，使其更能走进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对琦善等表一中同情之理解，即陈寅恪先生所说，“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如果，《天朝的崩溃》还不这么明显的话，杨国强老师的《百年嬗蜕 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则非常明显的打上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烙印，西方成为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标尺”。杜氏以“政权建设”与“文化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