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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之特质及其形成原因浅析 在学习中国哲学之时，我们会发现贯穿中国哲学发展始终的三个关系问题，即天人关系，身心关系和人我关系。从这三个关系出发，最终中国哲学所要追求的目标便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知行合一”的人生价值观、以及“中和之道”的践行观。 中国本无“哲学”这个词，其词来源于古希腊，本意是爱智慧或追求智慧之学。随着希腊哲学的发展传播和希腊城邦的衰微和解体，“哲学”一词便和西方哲学融合一体。现在说到哲学，基本上等同于认同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思维形式和写作模式。如果按照“哲学”的这一倾向于西方哲学模式界定的话，那么中国就没有哲学。 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自我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国家里，把“自由”作为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仅此一条就足以驳倒西方哲学界对中国哲学地位的合法性存在质疑的声音。文化是自由的，哲学作为对人生命关怀的学问，不管是西方式的关怀，还是中国式的关怀，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对人的终极关怀。而且就其最终目的而言，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学问更加胜于西方追求真理和知识论的哲学。所以，在此要声明的就是“哲学”这个词本身，没有所谓的东西之分和国界之别，“哲学”就是哲学本身。 一、中国哲学之特质 哲学属于文化，而文化作为人类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而言，会受到一定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哲学在特殊的地理环境、政治环境、历史条件和民族特质等影响下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风格。 （一）“生成”的宇宙论 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人类对此充满了兴趣和探知的欲望，哲学家也不例外。西方哲学中，主要是“构成”的宇宙观，如西方的哲学鼻祖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年－公元前546年)认为水是世界（哲学早期，“宇宙”和“世界”是等同的）的本源，阿那克西美尼(约前610年－前546)认为气才是本源，恩培多克勒(前490年－前430年)则认为应该是土、气、火、水。从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过渡到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如阿纳克西曼德(约前610年－前546“无定”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无定，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72年—497年)认为是数字，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或公元前356年)认为是原子等。宇宙主要是由外界复杂的物质或者简单的、抽象的物质组成的。中国哲学则不同与此。“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担忧的却是“德之未修，学之未讲”。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只有修身才有可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这种注重德性修养之修行的忧患意识也是中华民族之要点之一。 （二）地理位置之于中国哲学之影响 《河殇》中说，中华文明起源的黄河地带，其地理位置与文化有关联，它的北边是戈壁、西北是黄沙、西南是青藏高原、东边是太平洋，这些对于古人来说都是难以征服的，地理环境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形成了隔绝机制，造成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文化类型。 既然面对外在的客观世界，人类无法加以改变和改造，要想天时地利人和，只有尽自己的能力去改观人事而非自然。黄色文明给予国人更多的是保守的姿态，但却内省，追求自身修养的生命哲学。这和以海洋文明著称的西方哲学具有冒险的精神，探求客观世界之本质，寻找真理和注重公平的事实是明显不同的。 （三）上层建筑之于中国哲学之影响 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不仅仅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画卷，也是中国人与世人不同的一大因素。除了三皇五帝与尧舜禹这些传说中明主贤德之君主持天下外，那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阶段的封建君主制的统治和家天下的局面。由于上层建筑长期处于家天下的统治，所以文化也相应的向这一阶层靠拢。面对家天下和由于战乱民不聊生的局面，统治阶级急需要能够稳定局面和统治人民的治国思想，例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和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上层建筑的统治而提出的。 （四）哲学家本身之于中国哲学之影响 金岳霖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哲学家与他的哲学是一致的，哲学家的生活就是在实践他自己的哲学，甚至可以说，哲学家本人就是实行他哲学的工具。所以时代造就哲人，哲人由于自身特质和特殊人生经历造就烙有自我特色的哲学理念。例如孔子爱仁，老子重道，庄子喜逍遥，荀子强调性恶论。即使他们面对的社会现实大致类似，但是产生的哲学却是不同的。再例如五四运动以来，胡适以实验主义、冯友兰以新实在论、贺麟以新黑格尔主义、方东美以生命哲学、候外庐、任继愈以马克思主义等等为参照研究中国哲学，即使他们大致面对着基本相同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哲学，他们给出的解读办法和思维却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哲学家本身的气质对于中国哲学气质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不管是什么样的哲学，不论在哲学的形成背后有着怎样的影响因素，他们最终的目标却是一致的——给予人生命以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