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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资源 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价值观滋养，在构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必须发掘和继承这些优秀价值观因子，使之摆脱历史局限性，而赋之以当代的价值，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构成之中。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正确处理普适性文明与制度性要求、民族文化与全人类共识的关系，充分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反映中国人民的理想愿望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为此，如何充分发掘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资源，使之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是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建构逻辑和文化根基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特殊性的民族文化认同与普遍性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并生，是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认同，是民族国家存在的文化合法性前提，每一种文化都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发展其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不断否定、限制、侵蚀着民族文化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就是要立足自身、放眼世界，既要大力发扬民族优秀文化精神、巩固民族文化认同，又要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丰富发展自身。 　　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逻辑和思想精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建构逻辑和文化根基。中华文化历来是在异质重构进程中不断融合创新，是一个融合和淘汰、萃取和扬弃、继承和创新的过程。在中心扩散与外来融合并存的双向互动过程中，一方面坚守已有的优秀文化内容和核心文化理念，使之沉淀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因子，作为判断、吸收其他文化的依据和标准；另一方面用自己的优秀文化去感染、引导其他文化，并吸收其优秀成分，不断地增加新的内容，实现文化的异质重构和综合创新，在不断扩大文化系统的同时建构新的文化形态。春秋时期的中国，夷狄文化观，体现了中国文化形成时期中心扩散和萃取吸收的融合过程。汉代儒学的系统化，就是诸子百家融合的结果，儒学文化坚守了自己的核心文化理念，同时又充分吸收了道、墨、法等诸子思想。唐朝时期，儒、释、道三家逐步融合，外来的佛教文化经过几百年融入逐步获得中国化形态，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与中国既有的儒道文化实现一体化。宋代理学，中国文化将儒学的人伦文化、道家的自然思想和佛学超然思维混成合一，打通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人伦与自然、圣贤文化与智者文化的联系。近代中国，西方各种先进文化引入，用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些文化经过鉴别、淘汰、融合，最后同中国文化实现异质融合，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了的中国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构建和弘扬，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逻辑的当代延伸，也必然是一个异质融合、综合创新的过程。为此，我们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全盘古化，而是要立足和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掘和弘扬其思想精华并赋予其时代价值，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各种优秀成果并使之同中华优秀文化结合，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当代中国提供合理的价值观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源泉和丰厚沃土 　　价值观的核心就是合理判断予与取，正确处理得与失，涉及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社会与自然、现实与未来、本土与外来等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方面都留下丰富的优秀内容，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滋养和思想沃土。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以自身修养为基础，以服务社会为归宿，以忠于国家为根本。《大学》“三纲八目”君子之道的主旨，就是立足自身，奉献社会，忠诚国家，放眼天下。君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谋求道德人格的高度完善；“格物致知”是前提基础，获得知识积累和提高，“诚意正心修身”是中心环节，达到自我人格和能力的提升，最终目的和归宿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服务社会、国家、天下。孝是修身养性的基本要求，所谓“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明确提出孝的三个境界，“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把孝敬父母、忠于国家、成就事业统一起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以个人提升为立足点，以服务社会天下为己任。中国文化注重个人，但是注重的更多是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是服务社会、报效天下的知识丰富和能力提升，而不是外在的物质积累、财富增值，是公德之心而不是私利之欲。因此，其价值观走向是建立在个人完善之上的集体主义，而不是追逐个人私利的个人主义。 　　在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