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明治思想.docx

康有为的明治维新思想与戊戌变法姓名：郭晓哲学号院：资讯管理学院康有为的明治维新思想与戊戌变法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在清朝皇帝光绪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为核心的、寻求全面改革的变法派，在张之洞、文廷式等政权内外改革积极派的呼应之下，推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变革运动，史称“戊戌变法”。虽然改革只持续了103天，但是变革的力度和深度可谓是中国近代变法运动之最，足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戊戌变法的主导者康有为既是高举帝国主义构造改革大旗，积极主张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等西洋思想和制度的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又和当时清王朝的其他君臣一样，对西洋思想制度和明治日本的了解非常肤浅。所以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的思想可一定程度上反应戊戌变法前后时期文人志士的思想、社会风貌以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第一部分：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的人生轨迹及其思想的形成、当时西洋和明治日本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状况。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的人生轨迹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曾写道：“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康有为，《自编年谱》，神州国光社，1955年，108页）。从此可见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于康有为早期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奠基作用。乡试的落榜让康有为痛感科举应试的局限性，投身于主张“济人经世”的公羊学者朱次琦的门下。小野川秀美指出：“跨越汉宋儒学而宣扬孔学，康有为后来这种主张，其思想渊源来自于朱九江，这点恐怕无法否定。”（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90页）之后康有为游历香港，打开了自己封闭的思想，通过与西方文学许多文化的接触，开始超越之前的封闭的儒学世界，有意识地睁眼看世界。在那个中体西用论占主流的时代，康有为坦率地承认并称赞西洋文化的优越之处，这种思想具有极大的革新性。1888年，中法战争战败，中国面临极其紧迫的政治危机，康有为上书光绪帝，痛陈国家已处于危亡的边缘，批判朝廷内外因循守旧的陋习，呼请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主张。（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戊戌变法》，127页）这是康有为初登政治舞台的、迈出政治改革运动的第一步，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康有为编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其对正统儒学传统的解体作业及内部告发，强烈冲击当时的文人思想界。这个思想带来的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述：“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一大飓风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89年，56页）然而康有为的学说的学术性并非客观，更多的是为否定推崇古文经学的正统派的学术而提出的政治主观判断。马关条约的签署令自古以来一直以俯视的眼光看待日本的中国人十分震惊和愤怒，来自各省参加北京会试的举人发起了公车上书请愿活动。公车上书建议光绪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由于康有为在上书请愿中积极策划联络，成为了活动的主导者。康有为一边向皇帝上书，寻求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一边又策划设立保国会等政治活动团体。组织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期刊，康有为通过这些途径大造舆论，在士大夫和清王朝官僚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维新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清末中国知识分子摄取西洋及明治日本知识的概况鸦片战争之后，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文人和官僚不断强调西方的现实威胁，唤起人们对西洋的关注，然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囿于传统华夷思想的影响，很难主动地学习西洋语言，亲自翻译外国书籍，并深入了解挖掘西洋近代文明的内涵。他们只是简单地依赖于传教士数量极少的西洋书的汉译，来把握外部世界的变化。从整体上而言，这种学习和把握是相当被动的、消极的。变法运动期间的中国知识阶层，对当时日本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在资料方面，明显欠缺，这也表明其认识也是非常零碎的、肤浅的。康有为对明治日本的误读君主立宪及议会制的认识变法期间，康有为反复强调民选议会的重要性。康有为曾言：“此民选议会之良制，泰西各国之成法，而日本维新之始基也。”（康有为，《日本变政考》，138页）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设定的改革目标，从字面上看，像“开设议院”、“制定宪法”等，已经达到了近代国家政治概念的境界。康有为等戊戌变法的思想领导者，和绝大多数清王朝官僚一样，作为长期深受古典学问熏陶的科举官僚，他们最终仍未能真正把握欧美议会政治背后的公民平等性以及通过民意左右选举动向、实现政权交替等西洋近代政治制度的精髓。在变法运动时期的康有为看来，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不是要限制君权，而是要以皇帝为中心，并让少数贤明的大臣或议员参与国事，通过这种君民一体的形式，填埋“君主裁断”和“民权提倡”之间的鸿沟，从而实现国家的强盛。康有为深信，这就是理想中的君主立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