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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作品集：法律社会学》之读书笔记 看完了马克思.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一书，感觉懵懵懂懂，整本书的框架给我的感觉就像搭积木一样，在差不多完工的时候一瞬间就塌了，就是说一章节好不容易看进去了又似懂非懂的时候，章节结束进入下一章......我只能从“皮毛”这个肤浅的层次来简单谈一下我读完这本书的感受。韦伯深邃的思想、广博的知识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不愧是“欧洲文明之子”、“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关于法律理性化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法律从非理性的状态逐步跃升为理性的法律这一复杂、专业、系统的演变过程。同时,韦伯的理论对于今日中国法律理性化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我想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韦伯的生平，这对他完成这个作品集是有极大影响的。韦伯生活在柏林郊区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富裕的律师，母亲是一名富有的女性，热衷于宗教与社会问题。这样的家庭背景造就了韦伯今后的功绩。再加上韦伯自幼喜好读书，阅读了40卷的歌德。18岁到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两年之后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随后取得博士学位。本应从事法律教学的韦伯放弃了柏林大学的法学教职，到弗莱堡大学教授经济学，又担任海德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韦伯从1910年到1914年的左右的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支配社会学，在韦伯整个社会理论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法律社会学的论述恰恰是整个支配社会学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的部分。从韦伯的理想类型的角度来看，法理权威在韦伯的支配社会学的概念体系中占有枢纽地位。因此理解本书时应该注意韦伯是以法理权威及其制度化为其核心问题。韦伯的法社会学理论一方面来源于其法学和经济学教育，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在欧洲在法律史方面受到的训练，然而，他并不是像以往的法学家那样从法律入手，而是以社会学的眼光和经济学的视角来探求法律的社会根源，以“社会行为”作为其基本单位，从而来对法律与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仅如此，韦伯在研究社会本身与法律的关系后，并没有停下，而是又将目光转向了法律本身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进而来研究法律本身，这其中也包括了政治、经济等范畴，从而深入说明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在社会中的功能与作用。”的过程。韦伯对普通法系统作了多元解释，因而普通法系统不仅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阻碍因素，反而是现代资本主义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在韦伯的观念中“法律发展的逻辑方面和政府方面的这些‘落后’因素，给商业带来更丰富的实用的法律手段，这是更逻辑，技术上更理性化的罗马法所不及的。 三．韦伯心目中我国的法律制度 韦伯把政治支配现象分为三种类型:法制型、卡理斯玛型和传统型。所谓传统型是指:固有权力的神圣性是支配团体中大部分人之所以服从的理由,即传统被视为是神圣的。按照韦伯的这一划分,中国古代的法律显然是属于传统型的。因为中国古代最为神圣的权力来源是唯一的---专制君主的皇权。韦伯认为,中国的法律以一种典型的方式显示出两方面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家族与氏族在作为个人社会地位的保障者的意义下绵延不断,另一方面则是家产制的君主支配。按照这种说法,中国保留了很多氏族社会的遗迹。这种皇权的历史来源在于氏族社会中首领的权威,也即韦伯所讲的家父长制的性格。而且这种政治形式在中国两千年来绵延不绝,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只是统治者的姓氏发生了变化而已。关于中国古代的司法情况,韦伯又提到,中国的司法以家父长制的权威,解消掉存在于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区隔。从韦伯的以上论述可知,中国古代的法律在实质上是非理性的。因为,案件裁判的实质标准并不是规范化的理性的规则之治,而是以皇帝为代表的权威。在除了巫术裁判的情形下,中国古代的法律又是形式理性的法律。因为,至少在形式上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制定出的成文法典。司法的依据是法典的条文规定而非某些不具形式的圣者之言。皇帝的权威只能在个案上改变法律,而整个法律体系至少在形式上是一直存在的。按照韦伯的观点,中国当代的法律在实质上究竟能否称得上是理性的法律呢?至今未得到乐观的答案。中国现在远未形成韦伯所说的“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的、通则化的特质别具的法律规范的统治。”也并未真正实现富勒所说的“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我们今天的“法治”从表面上看,已经制订出了一套形式合理、体系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法律的实际适用以及人们行为的具体实施,在某种程度上仍不能说完全是由规则决定的。这种法律理性还不能被称之为实质上的理性。中国法律的实质理性化之路任重道远。 正如林端先生归纳的,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有两大面向，一方面阐述法律的理性化过程，另一方面则阐释法律为一个社会行动的过程，强调理解、经验，将习惯和习惯法纳入法律社会学的考察范围，体现为一种法律多元主义。在《法律社会学》这里,韦伯更多展现的是其第一个面向。如何理解韦伯的这两大面向及其产生原因呢？我想，从法律史和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