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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交流材料 加强政府合规管理和防止利益冲突，作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两个新视角，将在风险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已有认识和实践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所倡导的“管理防腐”理念，为形成以积极防范为核心，以强化管理为手段的廉政风险科学防控机制，提供新的智力支撑点和实践增长点。 从合规管理视角科学推进政府全面内控机制建设，夯实从“事（流程）”的层面防范廉政风险的工作基础 合规（英文“compliance”，意为遵守、服从）管理是国际金融保险行业及其监管机构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和风险管理技术，原指公司及员工的行为应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自律规则、内部制度和职业道德，以防范不合规行为造成的法律责任、行政处罚、财务损失及声誉损失等。上世纪90年代初，鉴于金融机构重大财务丑闻和操作风险案件的易发多发，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以及国际组织先后出台了加强合规管理的规定，如英国要求金融企业普遍设立合规官。此后，专门合规管理机构、专职合规管理人员和专业合规管理工作，成为现代金融监管的重要理念和标志。近年来，我国政府监管机构也积极探索了中国特色金融保险合规管理机制，如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相继颁布实施了《证券公司合规管理试行规定》、《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等。 由北京等地创建并被中央纪委推广的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与合规管理在理念和操作上可谓殊途同归。如其“防范的是廉政风险，管理的是防范工作”的操作模式，通过PDCA循环管理方法对风险防范工作实施质量管理等，充分体现了“实施全面内控以降低合规风险”的原则精神。笔者日前赴美国和香港等地调研考察其廉政建设情况时了解到，美国政府道德署和香港特区政府各部门中的“道德官员（首长级诚信事务主任）”，既负责制定有关公职人员的从政行为规范或曰廉政准则，也负责对公职人员有关行为的合规性问题提供咨询建议，事实上承担着政府内部“合规管家”的功能定位。 从概念上说，政府合规管理是持续监测、识别、预警公职人员违纪违规行为，从而防范、控制、化解政府风险的管理活动和内控机制。从管理对象上说，政府合规风险既包括公职人员贪腐造成的廉政风险，也包括因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行政过失等引发的行政复议乃至政府败诉、国家赔偿，以及这些负面行政过程及结果所造成的政府公信力损失等。从操作方式上说，主要通过制定实施风险防控政策，特别是按照外部法规要求，统一制定并持续修改内部管理规范，监督执行并强化内控，提高公共权力行使者的自律意识及其行政行为合法性，有效防范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生产、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从工作目标上说，政府合规管理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各部门的内部制度、业务程序和管理流程要“合规”，其中的“规”囊括了相关法规制度和行业规则。如香港廉政公署的防止贪污处每年要对政府部门的行政程序和制度做近百个专项审查，从防止和堵塞贪污漏洞的角度提出改善意见，将制度性的贪污腐败可能减至最低。二是公职人员的行为要“合规”，通过提高决策、执行、管理和服务等各环节的合规性，切实降低行政行为失当、失误、失职等风险系数。如美国政府道德署每隔4年都会派出审核员对政府各部门从政伦理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核，并向被审核单位的道德委员会发出审核报告，发现问题则发出“限期整改令”。可以说，政府合规管理是内控机制的重要实现方式，对于风险管理特别是廉政风险防控具有很强的借鉴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腐败是公共管理失序、公共服务失范和公共权力失控的结果与表现。行政行为越是合规合法，那么其出现贪腐渎职行为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预防腐败或者说防控廉政风险，必须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特别是内部管理水平，有效减少管理失序、服务失范和权力失控的机会缝隙与制度漏洞，形成用制度、流程和程序来管权、管钱、管人、管事的“管理闭环”。因此，把政府合规管理与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从“被动守规”到“主动合规”、从“消极遏制”到“积极预防”的策略调整。一是管理诊断具有同步嵌入性，有助于降低行政成本。合规管理的重要职责就是把合规性要求“嵌入”业务流程，使各项行政活动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监测识别、评估报告合规风险，就是评价规章制度执行力和诊断审视业务流程规范程度的过程，既形成了业务的全流程在控状态，也突出了对廉政风险点的排查和持续跟踪监测。二是防控措施具有常态开放性，有助于抑制腐败“泛化”心理。把廉政风险与其他政府管理风险、操作风险一同防范、一同管控、一同应对，寓腐败预防于业务管理之中，既避免了廉政建设“唱独角戏”甚至与管理业务“唱对台戏”的尴尬，也能够抑制腐败“泛化”心理。三是监督资源具有内部专业性，有助于发挥“知情者”的制衡作用。现代政府管理实践表明，随着行政管理日趋专业化、细分化，外部力量监管不应该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