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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权与生命权的漫长较量 标签：人文/历史 分类：文学艺术 如果有人对你说，在美国一个孕妇想堕胎就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你也许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按照常理，堕胎与否完全是自己的事，别人搭的哪门子茬？何况美国又号称是世界上最开放、最自由的美国！　　可就是在这个既有“不自由毋宁死”传统，又引发过“性解放”运动的美国，这种怪事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话题。每当提及孕妇堕胎的问题，支持者（号称pro-choice，选择派）和反对者（号称pro-life，生命派）都会拉开架式，从伦理道德、宪政原则、医学原理和宗教教义中各取所需，雄辩一通。一些反堕胎的极端分子，懒得多费口舌，干脆就二话不说，撩起来福枪就向堕胎诊所猛扫。吓得某些堕胎医生干脆改行，另一些则转入地下活动，胆子大一些只好穿着防弹衣进行人工流产手术。　　总统与政客竞选公职，也得个个表态，人人站队，让选民知道自己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甚至最高法院里那些正襟危坐的大法官们，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30年前，他们在Roe v. Wade案中的判决，使堕胎问题完全浮出了水面，几乎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中永恒的话题。　　（一）法律禁止堕胎　孕妇无权选择　　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堕胎并不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中止早期妊娠，相当常见，没有禁止一说。根据英美普通法传统，在孕妇感觉到胎动前（通常是妊娠的第４-5个月），堕胎是允许的。但是，从19世纪开始，美国开始出现用立法制止堕胎现象，其动力不是来自通常以为的宗教界，而是来自医学界！医学界为什么这么做，原因至今不甚清楚。有的认为，是医生想防止不断增长的堕胎游医的竞争，有的说是为了规范行医者。　　1969年，美国Texas21岁的女招待诺尔马?麦科维，不慎怀孕。她薪水微薄，且居无定所，根本不想、也无力生育和抚养孩子。但Texas有项禁止堕胎的法律，极其不近人情。根据这项115年前（1854年）的法律，“除非是为了保护母亲的生命”，任何人不得堕胎或协助他人堕胎。慑于法律的规定，没有一位医生愿意为诺尔马实施堕胎手术。　　走投无路之中，她求助律师帮忙。为争取同情，她谎称被恶人强奸怀孕。而这时正值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一些女权主义组织正在为妇女的堕胎权而苦苦斗争。当时，美国流行“性解放”，男欢女爱尽情享受的同时，也常常结出性爱的果子。但这些年轻人却不想过早承担养儿养女的责任，只好选择流产。但很多州的法律都禁止人流，于是，有钱的就奔海外或相对宽松的州去作人流，没钱的只好找地下诊所的游医堕胎。游医的水平和地下诊所的条件都很成问题，妇女堕胎送命的事件偶有发生。因此，女权主义组织把争取堕胎权作为当时的一项主要任务来抓，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案子，告到最高法院，使之成为宣布禁止堕胎法规违反妇女宪法权利的test case（典型案件）。　　现在诺尔马找上门了，自然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女权律师帮她打官司，争取堕胎，而诺尔马则同意，直接针对禁止堕胎法起诉，推翻这条法律。对诺尔马本人来说，她只想为自己争取堕胎权，但对借题发挥的律师来说，却想改写历史，让其他美国妇女免受类似诺尔马的苦难。为了安全起见，诺尔马化名Jane Roe在1970年3月3日，把其所在县（达拉斯县）的检察长Henry Wade告上了法庭，指控Texas的堕胎禁令侵犯了她的“个人隐私”，要求联邦法院宣布该法违宪，并下令禁止Wade继续执行该法。　　不过，在6000多字的联邦宪法中，根本就没有提及公民的“隐私权”问题。原来，1965年有桩类似的计划生育（涉及一项禁止人工避孕的州法）的案子，叫Griswold v. Connecticus。当时，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　　在该案的判决意见书中，最高法院指出，虽然“隐私权”一词并未在联邦宪法中出现，但事实上却存在着一条公众权利相互交织的“阴影地带”，它成为“隐私权存在的领域”。最高法院称，第1、3、4、5条宪法修正案所保护的公众结社权、不受军队肆意骚扰权、不受无理搜查权和不得自证其罪权，都暗含了公众的个人隐私不受政府和他人无端干涉的共同内核；此外，宪法第9条修正案更进一步规定，虽然联邦宪法列举了公众权利，但这并不能认为公众就不可以享有其他的宪法权利。因此，“隐私权”应被视作公众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利，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州政府不得侵犯。根据这一推理，最高法院裁定，自由节育权是公民“隐私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否节育和怀孕完全是公民个人的私事，只要未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政府根本无权干涉。因此，Connecticus禁止避孕（计划生育）的法律违宪无效。　　即使有Giswold案在先，诺尔马能否获得自己的堕胎权也非胜券在握。因为它只涉及了妇女自由节育（是否选择怀孕）的权利，并未触及已经怀孕的妇女能否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