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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史观 近年来，全球史观在史学界逐渐兴起，并渐渐影响到中国，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史学指导思想。所以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思想，使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一思想以便运用到实际研究中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史观”，冲破了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欧中心论的传统史学框架，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其研究的视野不仅包括欧洲史，而且覆盖二次大战后崛起的亚非拉的广大地区。“全球史观”的基本特征便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正如西方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所说的那样，它的“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他本人也因为采用“全球史观”阐述历史，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人物。同时，“全球史观”的持有者还认为，宏观的历史不等于地区史和国别史的简单组合，而是重在阐述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历史的联系与影响。另外，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廑教授通过深入研究，构建起“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体系。他强调说：“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他的观点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出人们对全面了解人类历史的共同要求。（以上内容摘自《全球史观”与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北京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车华玲）并且，在他参与编著的《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书中，也透露出了他的全球史观的思想。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毅曾撰写过一篇《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发表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的第七版。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盛行于当今西方史学界的“全球史”之风，刮了已经有几十年了。自从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首次把世界唤作“地球村”起，一些富于文化敏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西方史学家就感到了一种必要，那就是必须突破19世纪以来国别史和西方中心论传统，从文明比较的角度重写世界史，以便提供某种参照，对地球村中某种健康的共同文化的培育产生积极的影响。于是，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淡化世界史中政治方面的内容，而把全人类的文化、社会生活的演进作为史学考察的终点，同时试图赋予过去长期被忽视的、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非西方民族以平等的历史地位，突出文化多元共存的合理性以及人类个区域文明之间交往互动的历史推动意义――所以“全球史”，就这样渐渐发展了起来。 　　此外，有关于全球史观的发展趋势，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也有过很概括的论述。他认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就提出了“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的观点，而在1945年以后，由于“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这种需求就更为迫切了。事实上，如果要对“世界史”的观念追根溯源的话，假如可以说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425年)的《历史》尚未表现出自觉的世界史意识的话，起码古罗马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亚(Polybius，约前205～122年)的《通史》则是的确表现出自觉的关于人类历史的统一性意识：各地区互相联结、影响的世界意义上的统一性。他写道：在此之前(指在他以前的历史撰述)，世界历史不过是一些毫无联系的事件的记录。事件的原因和结局因地区不同而各不相同。但从这时候起，历史开始成为一相互联系的整体∶意大利、利比亚与希腊、亚洲的事务相互影响，呈现联合统一的趋向。在这里我们无疑会注意到这样一种史学思想：所谓的“世界史”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谈论了“世界”，而在于它是否在这“世界”之中建立起各个部分之间联系。” 　　在波里比亚以后，在西方史学的发展中对“世界史”的思想观念、编撰方法等等问题有过各种贡献的史学家为数不少，但真正促使史学研究打破种族、区域等视野偏见的力量更主要的不是来自学术内部，而是来自现实中的世界力量的变化。巴勒克拉夫指出：“正是那些使我们对现实的看法转变的力量――首先是指绝大部分人类的崛起，摆脱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并发挥政治影响――迫使我们开阔视野去看待过去。”因此，历史叙事中的全球视野问题与世界力量的格局变化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在全球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全球史观也在其带动下影响越来越大。 　　以上可以看做是全球史观的产生及发展过程。 　　2005年12月30日，首都师范大学的刘新成教授应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邀请，为研究生作了题为《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的编纂》的学术讲演。刘教授指出，目前学术界仍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作为全球史的代表之作，反映出史学界对此仍存在着一些误解。“全球史”是由WorldHistory或UniversalHistory翻译而来的，最早产生于美国大学本科生的教学课堂，相当于我国压缩后的世界通史。而全球史观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