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卦的性质.docVIP

谈到数，人们自然想到计算一类的活动。《汉书》指出：“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中文书写的数，从一到十，自古以来大体是一致的。　　在上古社会，我们的祖先早就将数引入易学之中，刻写在龟甲、卜骨或其它器皿上。但是，由这些数字组成的符号，人们最早并不知道是《易经》数字卦，而是把它当成一种奇字或族徽。 　　宋代成书的《宣和博古图》著录一件“南宫中鼎”，说的是湖北孝感县出土的这件西周青铜器上刻有如下铭文： 　　佳十又三庚寅，王才寒师（　 ），王命（令）大史括（　　 ）怀（　 ）土，王曰：中、兹（丝）怀（　　 ）人内（入）史，锡（易）于（王二戈）（王武、武）玉（王）乍臣，今括（兄）里（　 ）汝（女）怀（　 ），乍乃采，中对王休命（令），（并列鼎）父乙尊，惟（佳）臣尚中臣。赫赫。　 　　　　　　　　　　　 　　铭文最后十二个符号，释文作“赫赫”二字。宋王俅的《啸堂集古录》亦著录了这件青铜鼎型，把后边的铭文释为“惟臣尚中臣十八大夫八大夫”。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末句的隶定同《宣和博古图》，另有解释：“后云‘惟臣尚中臣赫赫’者，如‘赫赫师尹’之义。”郭沫若1957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以为“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 　　殷商时期，类似其上的数字组合不仅被刻划在卜骨上，而且也被铭刻在钟鼎彝器上。人们对上述“奇字”的讨论，主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1950年河南安阳四盘磨发现的商代卜骨和蔼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发现的西周卜骨，上面都有类似“奇字”，李学勤先生在案956年就已作出判断，这些“奇字”可能与《易经》的九、六之数有关。次年，唐兰先生把他收集到的13例材料当成文字的重要现象提出来讨论，提出这种文字是由一、五、六、七、八构成。但他没有指出这些文字与“易卦”有关，反而把他们当成一种与巴蜀文字相类似、久已失传的少数民族文字，作用类似族徽。显然，这是郭沫若先生观点的继续。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各地出土材料的日渐丰富，许多数字组合的符号归集拢来，终于被张政烺先生首先研究出这些数字组合是《易经》数字卦。1978年12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吉林长春召开第一届会议，张政烺先生在会上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发言，论证这种“奇字”是由五、六、七、八构成，即由老阴、少阳、老阳、少阴四爻构成的“卦”，并且属于六爻组成的“重卦”，认为它为周文王重卦的历史传说提供了实证，并把这些“奇字”按数的奇偶译成《周易》，卦形，第一次揭开了长达800多年的“奇字”之谜。其后，学术界展开了热烈讨论，不断补充材料，并且指出现已发现的数字卦分属于商代晚期和西周，可以证明“文王发明重卦”之说并不可信。随着学术讨论的深入和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学术界逐渐认识到：“阴阳爻画源于数字，应是历史的真实；对于这一历史真实的认识，则是易学研究史的一个重大转折。阴阳爻画的形成，为易经的诞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周由：《解读周易》，第1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季旭升先生从各种材料中的数字卦收集在《古文字中的易卦材料》一文中，发表于巴蜀书社会2003年出版的《象数易学研究》一书。（第10页，巴蜀书社会2003年版）。其中列举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材料，即1979年江苏省海安青敦遗址出土两卦，已被证明依据的是错误信息（为了保持信息的完整性，另现引季旭升先生收集的有关易卦材料另表复述） 　　一、数字卦的性质　　自从张政烺以为这些数字是易卦之后，学者都同意这样的看法了。张亚初、刘雨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中说：　　它们都是数目字的组合，而且都是由三个或六个数字构成的组合。这不能使我们与导源于数卜的我国古代占筮法——八卦联系起来。八卦的每个卦由三个爻（单卦）或六个爻（重卦）组成，每个爻也都是可以用数字来表示的。　　但是，也有学者不是这样看，对这些数字是易卦，刘大钧在1991年出版的《大易集成·前言》中说：　　易卦起源于筮数，前几年，有人曾提出甲骨与金文的奇字是筮数，并认为六个数目字一组是重卦，三个一组是单卦。这种假说虽然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人们很快发现，它只能解决六位与三位奇偶数图形的问题，而那些商周甲骨和青铜器及周秦器物上出现的四位（包括五位）线段所组成的图形就无法解释了。这次会议上有人沿着原来的假说继续前进，为了解释这些图形也是卦的问题，他将这些图形与汉代人扬雄的《太玄经》作了对比，指出这些甲骨器皿上的四位图形与《太玄经》四爻组成的《玄卦》相类，它们与六位奇偶数排列组成的《易》卦同源不同支；《玄卦》非扬雄所创，殷周时代四位奇偶数排列组成《玄卦》早已产生，因而四位《玄卦》可能始于周初。当然，对于这种大胆的假设，我们还需更小心的求证，因为若卜骨上的数字或线段既非六位，亦非四位或五位，而是十位以上，如扶风县齐家村西周遗址采集的卜一零八号卜骨，乃由十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