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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困惑心理 摘要：　近现代思想的研究向来是以激进和保守作为讨论的基本模式，而其中的调和论 思想或被归入激进论，或被列入保守论。而激进和保守的二元分析模式，一方面无法了解调 和思潮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会阻碍我们认识近代思潮的复杂性。 关键词：　近代文化思潮 调和论 激进 保守 1840年，西方列强的大炮惊醒了沉睡于自我满足、自我封闭、自我麻醉的中国人，中华帝国的千古尊严被彻底击碎，东方农耕文明的传统优势地位不复再有，中国知识分子也经历了由传统的“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转换。由于没有充裕的反思时间，他们来不及反思自身的传统文化，以传统反传统，最后又回归传统，从顶礼膜拜到批判继承，最后又不同程度地开倒车回转，这种奇特的文化“回归”现象，反映了转型时期近代知识分子深刻的文化矛盾心理，即文化自卑感和文化优越感的矛盾交织，体现出其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既扬弃又依恋，既欲割舍而又藕断丝连的深沉困惑。可以说，这是一个怎样继承、怎样批判传统文化的问题，又一个怎样理解、怎样对待西方文明的问题。 文化意识：对传统文化的离异与回归 自古以来，中国一直以其灿烂的古老文明雄踞世界的东方，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侵入和引进，一向视极高的华夏文明被异域文明击败，于是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个空前激烈、复杂的文化冲突，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也发生着不能自制的动荡与激烈的冲突，他们内心深处矛盾和追寻。一些有识之士一方面饥不择食地吞咽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从传统文化的心理模式中走出来，于是一种浓郁的文化困惑感也油然而生。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迫使知识分子不断抨击和怀疑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一向拥有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中心主义开始动摇。传统失去了往昔的荣宠与光环，伴随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和民族自卑感，从而对传统文化产生“认同危机”，逐渐意识到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觉悟到中国文化需要一次除旧布新的大改革。他们试图从西学中去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思想不断西化。由于历史条件变化而发生的这种价值转换，即由文化优越感到自卑感，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不同程度地广泛存在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股西学思潮最终促成了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魏源就以其强烈的“患”和“发愤”意识，以超人的胆略和远见卓识,提出了一个极具近代意义的光辉命题：“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方之技为“长技”而非“奇技淫巧”，显然是对传统文化观念一次极具胆识的冲击。太平天国运动则将矛头直指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孟之道，以至于出现了“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壮观局面。严复更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传统文化本身。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者章炳麟、邹容、陈天华、孙中山等，都对传统文化作出了更为激烈的决裂。到了 20世纪初，“中不如西”的文化观念最终在知识分子心中形成定势，西方文化优越论得以确立，旧式书院纷纷被新式学堂所取代，一股股译书热、留学热波及整个社会。所以，以排斥传统文化、倾慕西方文明为特征，由文化优越感到文化自卑感的离异过程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方面的思想转型。 尽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激情带有明显的西方刺激成分，但如果透过历史的表象来看，很大程度上他们又都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潜意识中始终认为中国文化优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样，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枝毫毛!”这种矛盾的文化情绪使得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对传统文化又有着一种深厚的依恋情绪。 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极强的华夏文明至上的观念和心理，由于长期缺乏优于本位文化的异质文化的客观现实，使得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文明不是一种文明，而是唯一的文明，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仅在知识分子的头脑中烙下了很深的印痕，而且已融入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里、骨子里，就连那部分直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知识群体，也背上传统文化的沉重负荷，使他们对传统文化道德更加顶礼膜拜。康有为就称“凡西人所号长技,我中人千数百年皆已有之”。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也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早就提出了许多现代西方制度和价值观，有些东西甚至比西方还要早还要发达。传统文化作为影响和形成中国人的价值信条和创造活动的约束规则，它规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社会仍然严重笼罩在传统思想文化的氛围中，顽固地抗拒着西方世界的同化，来自知识分子的这种深层意识和文化心理积淀，正是近代知识分子产生文化回归现象的深厚基础。 由于西方文化的侵略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危机感，使近代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