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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所有者的商业化：模仿机构所有者摘自论文资源库 国有企业之所以必须改革，基本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从总体上来说效率低下。应当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是一个全球范围的问题，不仅计划经济国家有，市场经济国家也有；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也有。人们通常都把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归咎于其所有制：在国有企业中不可能有像私人企业所有者那样真正关心和努力提高企业效率的利益主体。另外一种看法（Boycko et al，1993）更强调国有企业的“政治化”，就是说，国有企业之所以效率低下，是因为它们不能使自己独立于政治干预，因而不能像私人企业那样专心致志地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必须经常牺牲利润最大化目标来服务于政治目标。企业如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也就不会很在乎成本最小化，因而也不大可能有效率。应当说，至少在理论上，只要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商业化，即在行为上足够充分地“模仿”私人企业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国有企业在行为上就应该能足够充分地“模仿”私人企业。萨平顿和斯蒂格利茨（Sapington and Stiglitz，1987）曾经提出，如果国家是仁慈的（benevolent）、合同是完全的，所有制就无关紧要（irrelevant），因为国家所有者总可以模仿（mimic）私人所有者。这当然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参照系（benchmark ），但它同时也说明了模仿的可能性。 　　国外和国内可能都会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探讨这样的问题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甚至有些天真。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是通过私有化变成私人企业，而不是模仿私人企业。除此之外的一切其它改革措施都是浪费时间和金钱。 　　这种看法可能是不正确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私有化需要时间。很多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参见World Bank，2002），大规模的快速的私有化很容易发生错误，而比较容易成功的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case by case）的私有化。即使像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对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也持续了很多年。大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需要很长时间，当然就会有很多国有企业在这段时间内继续存在。而且，大多数国家即使实行私有化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也还会长期保留一些国家控制或参股的企业。尽可能提高这些国有企业的效率，不仅有助于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私有化的成功。 　　因此，不管私有化进展如何，怎样尽可能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可能是很多国家的政府将长期面对的一个现实政策问题。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国家所有者的商业化确实能改善企业业绩，其效果甚至可以优于某些设计不当的私有化。Djankov 等（2002）对有关东欧和前苏联私有化效果的100多项经验研究进行综述时发现，就私有化以后形成的所有权结构对企业重组的效应而言，那些部分私有化但同时有一个“商业化的国家所有者（commercializedstate ）”的企业在10种后私有化所有权结构类型中排名第五，优于分散型个人所有、内部人所有、职工所有、管理层所有，也优于传统国有企业。 　　那么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行为为什么会不同于私人企业所有者？为了使国有企业所有者商业化，在行为上模仿私人企业所有者，具体需要什么条件呢？ 　　首先需要进一步澄清模仿的目标——私人企业的所有者。很多人在谈论私人企业时，自觉不自觉地把它设定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中：一个企业的所有者也就是这个企业惟一的股权投资者，也是其实际的控制者和管理者。其它一切利益相关者，包括债权人、管理人员、工人、土地所有者都和企业订立合同，获得“合同（contracted）收入”和“合同权利”，所有者则获得“剩余（residual）收入”和“剩余权利”。因为剩余收入按照定义就是企业总收入扣除全部合同收入后的余额，所有者不仅是利润的获得者，也是企业经营风险的承担者，拥有“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与此相匹配，他也拥有“剩余控制权（residualcontrol ）”，即合同中没有规定属于他人的那些权利。对一个企业拥有所有权，其含义就是说拥有对该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在这样一个理论模型中，私人所有者和他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理所当然的。首先，剩余索取权意味着，只要企业的净值仍然是正的，那么企业每增加一分收入，就都是所有者的收入；每减少一分收入，都是所有者的风险。因此，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已经达到最大限度，这样的激励机制已经是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的高能激励。其次，剩余控制权意味着，在法律和合同规定的界限内，所有者拥有充分的决策和经营的自主权，除非违犯法律和合同，他的自主权已经不可能再扩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理由期望所有者会不追求利润最大化，除非他不是典型的经济人。而只要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