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芒：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doc

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 邓小芒 《社会科学论坛》 2003年第11期 当中国人已经发现并揭示出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虚伪性时，已经不再能够找到现成的人文精神来使我们的生活区别于动物世界了。我们必须自己去重新创造。这种创造并不是几个聪明人关在房子里冥思苦想，而是必须有现实生活的巨变作为基础和触媒的。当前的改革开放向一整套的传统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许多历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原则在今天遭到了质疑。这种挑战和质疑本身还不是成系统的人文精神，但却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视野，激发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因而孕育着新人文精神的可能性。所以当今知识界的社会责任并不是站在时代潮流的一旁指手划脚，用既定的一套观念体系对现实生活妄加评点，而是投身于这个潮流之中，为之开道，并运用自己的所学反思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为适应现实生活发展趋势的时代精神提供思想依据。可惜今天意识到自己这种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更加荒唐的是，许多人还把从一个固定基点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横加指责当作自己的责任。 　　 　　常听人说，我们时代是一个“人文精神失落”的时代，即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时代。的确，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无法否认的现实。不论我们从前是否曾经拥有过丰富深厚的“人文精神”，或至少拥有某种虚假的“理想主义”，我们目前却是实实在在地“堕落”了。随着“马列主义老太太”的那一代人离我们而去，我们在年轻一代身上再也难以看到精神或哪怕“伪精神”的痕迹，只有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更可悲的是，没有人能够教他们什么。在许多年轻人眼里，一切教育都成了陈词滥调，一切训导都成了权力的显示，一切“寓教于乐”或审美教育、情感教育都成了不值一哂的骗术。现代青年欣赏的是“酷”，即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处处表现自己的独立性。 　　 　　但这种“酷”其实是有条件的，它并不真正基于个人的思想深度和性格魅力，而是以一定的收入来源和生活水平为基础的。至少，这些少男少女们的青春偶像们必须衣食无忧，否则怎么“酷”得起来？显然，为了“酷”和“扮酷”，年轻人向往着靠钻营和本事（钻营也是一种本事）升官发财，成为千万、亿万富翁，以便香车豪宅、美女如云、颐指气使、一掷千金。没有本事的则梦想着各种一夜暴富或一夜成名的机会，包括中彩、傍大款、传销、赌博以及各种不法的谋利。当然，最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是一些幸运儿靠天生优势（美貌、歌喉或体魄）在歌坛、影坛、模坛或体坛上大展身手，他（她）们才真正最有资格“扮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在成年人看来十分肤浅甚至幼稚可笑的青春偶像们会得到如此大群少男少女们狂热的崇拜和追捧了。他（她）们崇拜的其实并不是那些拙劣的演技球技、嘶哑的嗓门和贫血的歌词，而是自己心中近在咫尺的幻想。这是一个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视任何人为“彼可取而代之！”似乎一切都取决于机遇和运气。这是一个“精神动物的王国”。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分责怪当代青年的低俗、浅薄和麻木，他们其实表达了现实生活的原生态。当以往那些空洞的豪言壮语和大言不惭都烟消云散之后，这种原生态就以毫无顾忌的赤裸裸的形式崭露出来，并带上了这一代年轻的生命力与“文革”红卫兵的狂热相比丝毫不逊色的劲道。平心而论，我们宁可青年们崇拜港台歌星而不愿他们崇拜政治“大救星”，宁可他们无病呻吟而不希望看到他们有病的“朝气蓬勃”“天天向上”。没有理由指责当代青年缺乏理想和精神追求，因为这种可追求的理想和精神生活在当代中国还有待于创立。可以预想，这种创立与过去的伪“人文精神”的一个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恰好应当在于，新人文精神不是排斥、取消和否定世俗生活的，而是从世俗生活中提升出来的，不是抹杀个人兴趣和爱好的（不管这种兴趣爱好多么低俗），而是保护、发展和提高个人素质的。然而，就是这个最根本的不同，在今天宣扬恢复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那些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得不到认同。几千年的思维惯性使他们本能地认为，一谈“人文精神”就必然要向世俗生活开刀，必然是“存天理灭人欲”，必然是“言义不言利”“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甚至不惜借用西方基督教禁欲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来“提升”中国人的思想境界。这就是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人文精神讨论”无疾而终的原因。这场讨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它的基本思维模式还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待理想和精神生活的一贯态度，即要求每个普通人都成为“圣人”或至少是向“圣人”看齐。同一个传统思维模式催发了世纪之交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伪争论，只是争论的平台不再是道德，而是政治，不再是人文精神和世俗精神，而是“平等”和“自由”。但很明显，争论双方同样都把“平等”和“自由”如同“人文精神”和“世俗精神”（“义”和“利”、“天理”和“人欲”等等）一样对立起来，不论他们拉来多少洋教条（罗尔斯、诺齐克、麦金太尔等）做掩护，都藏不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