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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高层次谋划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从更高层次谋划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随着党对“两新组织”的覆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体也逐渐为党组织所覆盖，但社会主体的利益的满足和社会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调整还有赖于更高的共同体。对于一些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基层组织则无能为力。基层组织建设所具有的社会利益整合功能应当与更高层次的利益关系调整相衔接。这种衔接包括基层组织为了整合社会利益而设计的机制要与更高层次的政治制度相配套。 对于基层组织建设来说，各地所探索的利益整合机制具有双重的效应。一方面，它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和制度设计来有效地为社会主体的具体利益满足创造条件，通过这种方式，社会主体的利益在有序的渠道下得到表达和满足，但同时太多的具体利益表达不仅不意味着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利益能得到满足，而且太多的利益表达还有可能超过基层组织建设所能解决问题的范围和能力。另一方面，政党对社会利益的整合使得本该属于社会系统中其他系统所具有的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也集中到政党体系内，这无疑加剧了政党自身的负担和矛盾，并会导致政党本身的官僚化，从而产生象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那样仅仅依靠政党自身无法解决的腐化问题。因此，如果不从解决社会“结构性”矛盾等更高层次上来考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仅损害党的执政基础，扰乱政治体系，而且还会最终削弱党的领导。 党通过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利益整合功能后，所带来的问题在“两新组织”建设中表现的更为明显。这是由于“两新组织”中的主体大多属于社会精英。我们知道，从党领导和执政的阶级基础来看，社会整合最终在于对社会精英的整合。社会精英有特殊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方式。一方面他们具有更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更强的利益表达欲望，但同时也容易对政治体制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不满。有学者调查发现，深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于“是否关注政治现象”问题，有50%表示“非常关注”，表示“一般”的占35.5%，表示“不关注”的只有11.9%；对于“是否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满意”问题，表示“一般”、“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分别是48.7%、14.7%和10%；对于“是否愿意参与政治”问题，表示“不愿意”的只有14.8%，表示“非常愿意”、“一般”、和“让我参与就参与”的分别为22.2%、33.1%和28.1%；三者相加，有政治参与意愿的高达83.4%。在深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只有19%的人认为自己参政渠道“畅通”，而有37.7%和35.5%的人认为自己参政议政的渠道“一般”和“不畅通”，其中接受调查的民营企业科技人员和技术人员认为自己参政渠道“不畅通”的高达55.6%。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精英自身利益的满足不仅仅囿于其所工作和生活的“基层组织”，他们就会比工人、农民等其他社会阶层更加关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涉及社会共同体“整体”的和“抽象”的利益与问题。但据调查，深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认为参与政治的途径一般只是“参加社团和行业组织”，这一比例为51.9%，可见仅仅在这样的基层组织层次并不能满足社会精英所具有的公共精神和“抽象利益”。 但从民主政治建设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来说，需要有更多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精英的存在，仅仅关注自身私利的社会主体和社会团体的存在，只会加剧社会共同体的分离。正如亨廷顿所说：“在创设一套能代表更多的社会势力利益的有效政治制度时，集团意识也同样会是一种主要障碍。”无产阶级之所以能成为领导阶级就在于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追求和对社会“具体利益”的整合。“知识分子之所以被赋予突出的作用，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与其他大部分的社会成员相比，知识分子较少依附于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 需要指出的是，党对社会精英的整合并不等同于仅仅依靠传统的“发展党员”、“组织覆盖”等方式就能实现。还应当注意通过国家建设的渠道来满足社会精英的参政需求。从当前律师、会计师等“两新组织”的主体所占全国“两会”代表的比例来看，其比例与他们在当前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远不相符。按照传统的界别设置的代表的比例构成也与当前社会阶层结构不相符合。有人认为目前界别设置不够合理的表现有四项：“第一是界别设置出现交叉重叠，如科协界和科技界。第二是未能涵盖主要的社会阶层，如农民、工人、服务业从业人员等。第三是部分界别的特色不够鲜明，如，特别邀请人士界和经济界。第四则是未能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阶层发生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及新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在政协界别设置中没有充分体现。”依据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对人大、政协等国家机构的调整需要将“两新组织”建设与国家建设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政治的制度设计为社会主义协商政治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而且还因为只有通过国家机构运作的方式，才能使利益表达和整合在公开、有序的秩序下进行。根据变化的经济与社会趋势，充分挖掘和发挥既有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