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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早期（即“五四”之前） 主要是肯定的、赞许的，并引为同调。主要有体现在三篇论文里：《文化偏至论》（1907）、《摩罗诗力说》（1907）、《破恶声论》（1908）。从中我们可能看出，这时的鲁迅对尼采及其思想，首先是肯定的，赞许多于批评。 　　《文化偏至论》主要是为批评改良派与洋务派而作的一篇论文。作者说欧洲人的思想，由“崇尚宗教”到崇尚“物质主义”，是存在严重的偏向的，并对此表示不满。是“物质”重要还是“精神”重要？他说：德人尼怯氏，则假察罗图斯德罗之言，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返而观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国矣，斑斓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矣，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鲁迅全集》第1卷，第1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鲁迅认为，象尼采这样的西方思想家们，早就看出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是不行的，于是他们只有将“理想”寄托于将来。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称尼采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 　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是如何谈论尼采呢？ 　　若夫尼采，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矣，希望所至，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同上，187） “尼采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同上，191） 　　在文章的最后，鲁迅认为包括尼采在内的西方19世纪的思想家们及其学说，皆可以“作旧弊之药石，造新生之津梁”。看来鲁迅是从自我民族与国家的需要出发，来评价尼采的，他认为中国当时需要个人主义的英雄。《摩罗诗力说》主要介绍了欧洲的几位浪漫主义诗人，他在两处谈到尼采。一是在谈到对于古文化，我们不可一概否定时，他说：“尼采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他在这里是理解错了，尼采的原意是鼓吹“蛮性”的重要性，而鲁迅认为文化是有其传承性的。二是在评价拜伦的作品时，他说：“尼采意谓强胜若故，弱者乃字其所为曰恶，故恶实强之代名。”鲁迅认为不能以“强”与“弱”来定“善”与“恶”，因而在此他不是太同意尼采那种以强凌弱的哲学。 　　《破恶声论》是批评当时有的人所谓要崇尚科学知识的能上皮毛主张的。 　　鲁迅在谈到那种以皮毛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宗教时，他举出尼采为例，加以说明：“至尼采氏，则剌取达尔文进化之说，掊击景教，别说超人。虽云据科学为根，而宗教与幻想之臭味不脱，则其张主，特为易信仰，而非灭信仰昭然矣。”可见，鲁迅先生对于尼采主张要有坚定的信仰，是首肯的；但同时也指出，其用以为根的科学，“不极精深”。此期，鲁迅先生肯定尼采是“大士哲人”、“其思虑学术志行”“博大渊邃”，赞许他看出了“近世文明之偏与伪”，说他“据其所信，力抗时俗”，“勇敢坚贞”，同时具有“自强”、“图强”的精神。 　　2、中期（即从“五四”前到1927年） 主要有：《渡河与引路》（1918）、《狂人日记》（1918）、《随感录?四十一》（1919）、《随感录?四十六》（1919）、《察拉图斯拉的序言?译后记》（1920）、《论照相之类》（1924）、《再论雷峰塔的倒掉》（1925）、《新的世故》（1926）。 　　鲁迅主要肯定尼采是“偶像破坏的大人物”，是“旧轨道”的扫除者，不理会“冷笑和暗箭”，也不理会“偶像保护者的恭维”，认为尼采的文章是前无古人的；同时，他也认为尼采的超人“太渺茫”，“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的主张的作法是可笑的；诅咒女人是没有道理的。并认为尼采的一些著作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可见，他随着阅历的增长与对于中国事情的熟悉，对尼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期的鲁迅，在对于尼采的评论中，批判的成份增多了，但主要还是肯定的。 　　3、晚期（即1927年之后） 　　主要有：《怎么写》（1927）、《至“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1929）、《哈谟生的几句话》（1929）、《我和“语丝”的始终》（1929）、《“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由聋而哑》（1933）、《拿来主义》（1934）、《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1935）、《寻开心》（1935）等。 　　此期，鲁迅对于尼采几乎无一赞词，对其超人哲学则对了尖锐的批评。鲁迅在论述“拿来主义”时指出：“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第31页，人民文学，1958年）。 　　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分析了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鲁迅曾对尼采给以驳斥：“尼采爱看血写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