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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传统与出路 　　汪晖：非常欢迎各位专家来《读书》参加“中医药的传统与出路”的讨论。《读书》过去发表过一些中医药方面的文章，讨论过农村医疗保健的问题，也刊登过从历史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医的文章。今天有这么多中医领域的专家来参加讨论，是一个非常好的讨论机会。　　陆广莘：今天的题目出得非常好，因为存在着对中医药传统重新认识的问题。中医药的传统是什么？老实说，百年来它是被阉割和扭曲了的。举个例子。梁启超提的问题是，中医尽管能够治好病，却没有人能够说明中医之所以能够治好病的道理。陈独秀的回答是，因为中国的医学不知道科学，所以回答不了这个道理。一直有人说，中医一不了解人体的构造，二不从事药性的分析，细菌和病毒的传染更没有听说过。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能不能说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就能够说明中医愈病之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接下来是胡适的问题，他说，西医能说清楚病人得了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虽然能治好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是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这就开创了指责中医不科学、中医是伪科学的历史。也正因此，中医界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是科学的，解放后中医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用现代科学方法来说明中医的道理。然而多年来，成效甚微。我认为，中医的传统还要重新认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出路。 　　中医药的传统是什么，我想大概有这么几条。首先，中医的传统不是疾病医学。第二，中医不是物质科学。第三，不是认识论上的知识论。中医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和胡适的不一样，中医关心的是从哪里寻找健康的钥匙。同样的“治病必求于本”这几个字，在余云岫眼里看，着眼点在于对象性思维的“病”，问的是“病从何来”；而中医提这个问题时重点在意向性思维的“治”上，问的是“治向何去”。“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东西方对“本”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西方是指物质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对本质的认识，是知识论，是科学。是什么科学观呢？是物质世界范围内的认识论知识论的科学观。文艺复兴五百年来，它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五千年前的中医不是这样提问题的。它首先提什么是“利”，什么是“害”，什么是“药”，什么是“毒”，强调识别“利害药毒”的能力和取舍标准。第二，两千五百年前就提出医师的责任是“聚毒药以供医事”，是把“毒”转化为“药”，把“害”转化为“利”，帮助人们养生、保健、治病。第三，医学与医生有三等，上医医未病之病，对象是生命、是养生；中医医欲病之病，对象是“健”，任务是保健；下医医已病之病，对象是病。我们的误区就在这个地方。一百年来，我们中医就努力地去走这最后的一条路。教科书上讲要“辨证求本”，求什么本呢？求疾病的本质。SARS治好了，但中医治SARS不是抗病毒，也就是治病毒性疾病不抗病毒，但能治好。治糖尿病不降血糖，治高血压不降血压，这样的治疗有效，难道这本身不就是个重大的科学问题吗？ 　　现代医学的科学化过程中要求的是对靶点的直接对抗，都是对生命现象的抑制和阻断，广义地说，都是“抗生”的，而我们在理论上又要求“卫生”和“养生”，这是矛盾的。中医的优势和学术本质，第一是“人”，第二是“生”。“生”是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认为人们应该“赞天地之化育”，追求的目标是“天人合德”，也就是“你活我也活”，人要活，细菌病毒也要让它活，这就是生态，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气度要有这么大。只有有了这么大的气度，才能把周围环境中的因素转化为有利于“生”的因素。所以，中医学的传统起码要回到《汉书·艺文志》，即“方技者，皆生生之具”。所以中医药是为人类的生命的健康、发展、进化服务的方法、技术、工具。你非要扭转它，就变成两码事了。我的老师一九五九年临终前就说过：“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展开来说，就是欲求融合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必先求中医学自我的卓然自立。 　　朱清时：我是从事源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在谈到中医的时候，可能和传统说法的角度不大一样。我想说两层意思。第一，中医有很精粹的科学内涵，这一点不要说在半个世纪以前，即使在二十多年前，全世界的科学界还不能理解，因为条件还未成熟。从七十年代末普里高津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之后，国际学术界才开始重视复杂性体系。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如果沿用传统的线性的办法，的确不太容易理解中医。但另一个方面，目前的中医还处在古朴的状态，没有经过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那种科学革命，因此，中医还必须尽快和现代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够进一步发展。 　　先谈中医有精粹的科学内涵。最近这几年，有很多关于中医的讨论，但都忘记了李约瑟。其实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已经用西方科学的观点对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做了阐述，我接受他的观点。中医有经络学说和脏腑学说，它们的核心是阴阳五行学说。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医渐渐西化，我想重要原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