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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谈中国近代女权运动的发展 中国的女权主义，是指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体现女性自我精神与能量的一种女性思想、社会言论及政治协助行为。 男女平等是女权主义最基本的目标，在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同时，女性还要注重自我的价值表现，展示女性的独特魅力，挖掘并发挥女性的社会力量，为社会各阶层女性的思想与行为解放而努力，要将全世界妇女的利益放在同一个起点，协助官方处理女性主义面临的问题。男女平等维新女子教育天赋人权妇一、传教士东来与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蘖 　　鸦片战争后，随着《望夏条约》和《黄埔条约》的订立与1723年禁教令的废除，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仅1843-1853年10年间，来华传教会组织就由20多个增至165个。来华传教士一般是“用宗教的鬼话来遮盖掠夺政策的人”[3](214)，但出于“布道”的需要，他们又“充当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新闻、教育、医疗、图书事业等种种文明，其中也包括了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女权运动信息和男女平等思想。尤为注意的是，“新教徒中，很多人明确信奉男女平等原则，而且决心投入一场十字军运动，以争取中国妇女的平等权利”[4](627)，另外，相当数量的来华新教传教士和部分天主教教士本人即是妇女，她们来到中国后，对于中国妇女问题更敏感，将男女平等思想输入中国，也成为很自然的事。 　　来华传教士将西方男女平等思想输入中国的方式主要有二种：一是通过对西方近代文明和社会状况的介绍，来传递男女平等的信息。诸如，介绍西方人“既娶妻不准纳妾”，“欧美两洲女子亦都以读书为先导”；英国女子从军、美国女医生外出、美国妇女发起“禁烟运动”等。二是通过兴女学和戒缠足的具体活动，开通中国社会风气，改善中国妇女地位。关于女子教育，传教士利用其创办与主编的《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等刊物，介绍欧美和日本女学，利用基督教“上帝创世，男女并重”的教义，不遗余力地宣扬“女学愈先，国势愈强，欧洲之成效昭然矣”[5]。与此同时，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还创办了一批教会女校，到1896年，由1849年的3所增至308所。缠足陋俗，也是教会抨击的重点。他们依据“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的宗教观念，认为，女子缠足“实超越于上帝矣，”此事“亦失爱主爱人之道”，“大获罪于上帝”[6]。为此，传教士们通过办教会学校和成立不缠足会来推广不缠足之举，其中上海“天足会”的活动影响较大。上述这些思想和活动，虽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扩大了中国人的眼界，尤其对那些感世忧时的志士仁人起着启迪作用。梁启超曾对此发出这样的感叹：“彼士来游，悯吾窘溺，倡建义学，求我童蒙。教会所至，女塾接轨。夫他人方拯我之窘溺，而吾人乃自加其梏！譬有子弗鞠，乃仰哺于邻室，有田弗耘，乃假手于比耦。匪惟先民之恫，抑亦中国之羞也。”[7](101)显然，来华传教士所开展兴女学、戒缠足等活动，成为早期维新派和维新派汲取思想养分的来源之一。 　　事实上，以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由于从事洋务运动，接触外国人，最先感受西方男女平等观念。王韬是早期维新派中亲履欧洲大陆的。他于1867-1870年应英国传教士理雅各邀请在英国译书，其间游历了英法等国，他发现那里的“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8](107)。郑观应没有赴西洋考察的经历，但他通过当买办和办洋务，与西人接触，对西方妇女也有了初步的了解。他说：“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等，塾规与男垫略同。”[9](288)西方社会“男女平等”的感悟无疑引发了早期维新派对中国妇女问题的思考。在他们看来，妇女缠足和女子无学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最大障碍，因而对此抨击最为激烈。缠足“酷虐残忍，殆无人理”，是“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绝无仅有的陋俗，它既造成妇女“迫束筋骸，血肉淋漓”的惨状，又使她们难以操持家务，遇水火盗贼只能坐以待毙[9](289)。对于女子教育问题，早期维新派认为，中国之所以轻视女子，溺杀女婴，全是“由女学坠废所致”。基于此，他们吁请政府“通饬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学读书”。可见，在早期维新派中有相当一批自觉或不自觉地注意到男女不平等问题。 　　严格来说，早期维新派对于妇女问题的认识，也只限于情感激动层次，尚没有形成明确的男女平等思想。他们之中虽有个别人接触到一点天赋人权，但他们总体上还跳不出“中体西用”的圈子，他们尚未以“天赋人权”学说作为认识妇女问题的理论武器。不过，早期维新派兴女学、废缠足等思想和行为，的确对封建观念和现象造成了相当的冲击，在近代男女平等思想演进中也起了前驱先路的作用。这充分表明，一种新的妇女观正在萌动，中国近代男女平等思想正在酝酿之中。二、西学的译介与中国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