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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从器物到制度的累进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朝野士大夫不得不放弃洋务制器兴国的迷梦，开始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甲午战争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对中国的侵略也从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转变到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马关条约》规定的战争赔款高达23000万两白银（其中包括赎辽费3000万两），割让中国台湾及附近岛屿给日本，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把中国进一步推入了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此后，欧美列强蜂拥而至，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5—1897年间，英、法两国开始在西南滇、桂、粤三省争夺独占、通商、筑路、开矿等特权。1896年，沙俄通过《中俄密约》将它的触角伸进了东北地区。 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降临之时，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意识到洋务派的西学学到的只是“皮毛”，不是根本。他们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纷纷探索救国之路。 第一节 维新的时代 19世纪70—90年代，中国经历了边疆危机、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一连串的重击几乎摧垮了清政府残存的自尊心。痛定思痛，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维新的时代。 一、急切的士大夫 1895年四五月间，《马关条约》已经签订但尚未批准换约。消息传来，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发动1300名上京赶考的举人“公车上书”。梁启超称此举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公车上书》的主要内容是：要求皇帝下“罪己之诏”、“明罚之诏”、“求才之诏”，即要求皇帝公开表明自己对失败所负的责任，并表示广招人才，励精图治；要求皇帝拒和、迁都、变法、练兵，购械“以强天下之势”。尽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上书未递达皇帝之手，请愿以失败告终。但《公车上书》开创了“士人干政”的新局面，标志着维新运动的正式开始。 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报。梁启超、麦孟华等人每日撰稿，介绍外国知识，提倡变法自强。他们又组织了带有政治性质的学会组织——强学会。参与者梁启超说：“此会所办之事为五大端：一译东西文书籍，二刊布新报，三开大图书馆，四设博物仪器院，五建立政治学校，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一时间，强学会名动京师。众多朝野官员、名士、元老重臣都以列名其间为荣。光绪皇帝的师傅、协办大学士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等人都申请加入，连声名狼藉的李鸿章也主动予以赞助。 不久，强学会因言辞激进而遭到保守派的封禁，但北京地区的维新运动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孙家鼐创办官书局，期望能继强学会之事业；张元济办通译学堂，宣传维新运动；严复、王修值、夏曾佑创《国闻报》，倡议中国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力求自强。《国闻报》随即成为北方宣传维新变法最重要的阵地之一。 康梁维新派的活动阵地不仅集中在北京地区，全国各重要省份都有他们的身影。其中，以上海和湖南为最。 1895年，上海强学会正式成立。张謇、黎庶昌、黄遵宪、汪康年、陈三立、岑春煊等社会名流均活跃其间。次年，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办起了与北京《国闻报》齐名的《时务报》，南呼北应，宣传变法。 1897年，时务学堂在湖南长沙成立，聘请熊希龄主持学堂的行政事务，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并吸收了欧榘甲、韩文举、唐才常等一大批进步的士大夫。胶州湾事件之后，谭嗣同等创办了带有明显救亡性质的南学会。既而浏阳群荫学会、郴州学会、常德明达学会、法律学会、不缠足会、延年会都成为南学会的分会。1898年，谭嗣同与唐才常集资、陈宝箴赞助创办了《湘报》，其内容涉及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省新政等各个方面，积极宣传维新变法。 早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前，思想界已经出现了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一批精英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他们呼吁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开展“商战”、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传播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和政治理念，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些维新思想为康梁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早期改良思想家和康梁维新派不再停留在学习西方的技艺之学上，而是致力于改变中国社会和专制的政治制度。他们的努力，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二、从光绪新政到慈禧新政 自甲午战争失败之日起，光绪新政正式发动。新政的动因来自战败的深刻刺激。 光绪召见臣工时不断“逼问御贼策”，“言及宗社，声泪并发”，翁同龢等人皆“汗流沾衣”。这充分反映了光绪皇帝的焦虑和所受的刺激。 1895年5月3日，光绪在《马关条约》上挥泪“用宝”，11日，光绪便下诏说：“用是宵旰旁皇，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兼全，而后幡然定计。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几天后举行的殿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