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大东沟海战 清军阵型考.docVIP

　 ( 陈? 悦 （一）中、日双方当事人有关北洋海军接战阵型的说明 所谓阵型，简而言之就是海军作战、航行时所采用的特定组合形式的战术队列，其中尤以接战阵型最为重要，即“舰艇战术编队或战术群内各舰按照战斗需要的关系位置展开后所形成的队形。”[1]海军舰队作战中，将多艘舰船组合到一起，使用恰当的阵型队列，有助于发挥集群的力量，使得军舰的生存力、战斗力获得倍增效应。正因为具有这种效果，阵型自古以来就是海军界极为重视的基本战术，也是各场海战中，对胜负结果起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 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十艘主力舰的编组主要出现了两个阵型态势。其一是北洋海军主力在鸭绿江大东沟口外锚泊待机阶段，以及发现日舰踪迹后，起锚航行初期的阵型。另外一个，则是北洋海军主力军舰经过起锚航行阶段，逐渐从待机阵型展开而成的一个阵型，即对海战而言最为重要的接战阵型，本文即以后者为关注的中心。 关于黄海海战北洋海军究竟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阵型，国内外学界论见颇多，几十年来，涌现出了不少各具特色的观点、设想、推理，使得这一课题呈现出热度很高的状况。然而这些讨论中，存在一种明显的缺陷，即遗忘了一点基本知识，就是解答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选用阵型的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参战当事人，参战当事人所作的报告、回忆也理应是研究这一课题最具价值的基础史料。以往的一些讨论中，对这类一手材料出现了令人不解的忽略，反而过多的采信二手甚至三手材料。实际上，北洋海军在海战中选择了何种阵型的问题，早在海战结束后不久，北洋大臣李鸿章转引的一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呈文中，就有十分简洁、明了的说明。“十八日午初，遥见西南有烟东来，知是倭船，即令十船起碇迎击。我军以夹缝雁行阵向前急驶，倭人以十二舰鱼贯猛扑。”[2] 看似纷繁复杂的阵型问题，其实最直接的答案在丁汝昌呈文中早已经明确指出，就是“夹缝雁行阵”。联系该呈文的上下文加以分析，丁汝昌所说的“夹缝雁行阵”，就是指对海战进程具有重要影响的接战阵型。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是黄海海战中方舰队的最高军官，也是舰队战时进行阵型选择这类高度重要的军事行动的决策者，他对自己选取何种阵型所作的说明，显然具有最高的史料价值。 既然有本次海战中方最高战役指挥员自述的直接答案存在，那么对阵型研究的首要工作就不应当去搜罗并非一手史料的文章、以及与战事无关者的回忆资料，用这些材料进行闭门式推演，而是应当首先对丁汝昌所述的阵型予以高度重视，严谨分析。倘若经过仔细的分析，确实证明丁汝昌所述的“夹缝雁行阵”与黄海海战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偏差，那才能再重新考虑其它来源的材料。否则，绕过海战最高指挥者乃至阵型选择决策者的直接发言不管，而偏信一些史料价值贫弱的材料，去探讨求证根本没有可靠依据的阵型采择样式，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研究作风了。 丁汝昌所说的“夹缝雁行阵”一词，最有可能就是北洋海军的一例专业阵型名词，在1884年天津水师学堂编译印行的《船阵图说》中即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完全一致的名词，及对这一阵型的说明。《船阵图说》属于规范海军阵型编列的军队操典规章，“《船阵图说》自清末至民国初年，一直是我国海军舰队操演和战斗所取阵法的主要依据。”[3]更为重要的是，就在甲午战争中，日军还曾缴获过该书，进一步证明了这套操典在当时北洋海军中确实实际运用过。[4]用《船阵图说》来解读“夹缝雁行阵”，具备了其可操作性和权威性。 《船阵图说》共开列有118种阵型变化条文，与“夹缝雁行阵”直接相关的阵法演变，分别是“说第一百零三，六船双叠雁行阵变为夹缝雁行阵”、“说第一百零八，六船一字雁行阵右转变为夹缝雁行阵”、和“说第一百零九，六船一字雁行阵左转变为夹缝雁行阵”。[5]从中都可以直截了当地获得“夹缝雁行阵”的特征信息，所谓的“夹缝”指的是军舰阵位相互交错，后列的军舰排在前列军舰右后或左后方，二船之间呈现45度角的基本战术组合状态。“夹缝雁行阵”，就是军舰横向展开，前后两排的各艘军舰，一一对应呈现错列“夹缝”态势的阵型。（参见：图一） 图一，笔者根据《船阵图说》绘制的夹缝雁行阵示意图。 《船阵图说》中与“夹缝”这一战术组合相关的，还有“说第一百零二，六船双行鱼贯阵变为夹缝鱼贯阵”、“说第一百零四，六船单行鱼贯阵右转变为夹缝鱼贯阵”、“说第一百零五，六船单行鱼贯阵左转变为夹缝鱼贯阵”，“说第一百零六，六船单行鱼贯阵后军右转变为夹缝鱼贯阵”、“说第一百零七，六船单行鱼贯阵后军左转变为夹缝鱼贯阵”等阵法，[6]其中同样可以得出，“夹缝”指的是二艘军舰前后错列，后者在前者侧后45度角位置的形式。夹缝鱼贯阵与夹缝雁行阵的区别不过是，夹缝雁行是军舰横列，而夹缝鱼贯是军舰纵向展开，左右二列军舰一一对应呈现“夹缝”形式。 如果丁汝昌所说不错，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摆出的接战阵型就是《船阵图说》所载的夹缝雁行阵的话，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