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思想回归历史.docVIP

让思想回归历史 ——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反思 罗志田 　　 　　思想固然是历史的产物，但思想本身也是历史，因为思想本有过程，或始终处于发展进程之中。 　　作为史学的一个子学科，思想史在今日西方是相对没落的。但是在中国大陆，或许因为过去太重政治史、经济史等更为“实在”的学科，原来相对不被看重的思想史在近十多年显然处于上升地位。我们学界近年相当强调“与国际接轨”，却表现出与西方相异的发展趋势，是很值得探讨的。 　　这多少受到既存学术积累的影响。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在各专门史中虽算不上显学，却也并非边缘，一直有其地位。不过，在学科认同层面，“思想史”却显得不够“独立”。从早年的“学术思想史”到后来的“思想文化史”，似乎是个总需要外在支援（当然也可说是持续对外开放）的子学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些以“哲学史”为名的著述就曾被认为本是“思想史”。 　　尽管与思想并称的前有“学术”后有“文化”，至少从胡适开始，真正与“思想史”关联最紧密的还是“哲学史”。有意思的是，胡适自己早年所写的“哲学史”还隐约带有旧“学案体”的痕迹，以人物为中心；后来改称“思想史”，却渐渐疏离了作为思想者的人物。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受苏联学术影响甚大，更多偏向哲学理念一边，思想者遂进一步淡出了思想史。这一倾向留下的痕迹，今日仍较明显。 　　思想固然是历史的产物，但思想本身也是历史，因为思想本有过程，或始终处于发展进程之中（此意黑格尔、马克思似皆说过）。我想，思想史研究首先要让思想回归于历史，其次要尽量体现历史上的思想，第三最好能让读者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并在立说者的竞争及其与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特定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过去较多出现的一种做法，是标举某一观念，界定其（通常不受时间限制的）外延内涵，然后描述其单线式、直线式的发展——往往还是一种不断“进步”的发展——过程。这一取径的好处是清楚明了，但可以考虑有所修正。 　　在思想本身的发展衍化历史中，恐怕很难找到什么真正边界清晰、概念固定的观念，也很难见到某种观念可以呈现出一条清晰而没有枝蔓的发展“进程”；多数思想观念都是在反复表述和实践的过程中，伴随着各式各样的理解，甚至各种歧义和冲突，在相关见解的不断辩论和竞争中发展的；具体见解的提出者和先后参与争辩者，又都有其常受时空语境限制的特定动机和意图。 　　简言之，思想是行动，而且是有意的行动，并始终处于行动的状态之中。如果不能展现这样一种互竞的辩难进程，大概就很难说是“历史上的思想”。　　 　　让思想回归于历史，就要特别注重具体思想观念之所出，而不宜将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观念混同使用而不加辨析。同一词汇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中为不同的人使用，其指谓可能很不相同。一方面，名词术语可以说永远是时代的；另一方面，后人又往往援用前代的某些名词术语。当其使用前人术语之时，既有接受继承的一面，多少也总会赋予其某些新的涵义，以适应和因应其时代的要求，或借其表达自树的新义；两者更多都处于有意无意之间，即使是有意的因应或创新，也在无意之中受其所处时空的限制，更不必说很多时候确是无意之中就表述出其所在时代的声音了。 　　不论是名词术语的提出还是其被援用，不论是在名词术语提出的时代还是其被援用的时代，其具体涵义都体现在“各家所用”之中。故要“洞悉当时语言所指之内容涵义”，恐怕更多要侧重于名词术语的“使用”之上。 　　关于同一词语可以表达出颇有歧异的意思，可以近代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例。类似的说法可能回溯到较早（如冯桂芬），若充分考虑甲午中日战争的转折性影响，则其具体意谓在甲午前后实有很大的不同。后之表述虽借鉴或继承了前之说法，但已赋予了非常多的新意。最简单的区别，即在甲午前的士人心里，中西学的主辅位置是非常明确的；而张之洞的《劝学篇》却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的观念。从文化竞争的角度言，两不偏废代表着立场的重大转变。 　　李文森（J. R. Levenson）注意到，清末人讲“中体西用”，侧重的还是“西用”；民初人重弹此调时，强调的已是“中体”了。几十年间，前后关注已迥然不同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本没有什么抽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有在具体历史时段和语境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若不细心揣度，轻易将其混为一谈，很容易南辕北辙 。 　　不仅如此，有时同一当事人对同一观念的表述，也可能参差不齐。且由于立说的仓促，不少追随者引述外来词汇，常常不过据其中文的字面意义宽泛地使用。许多正式或非正式的简单界说，也未必能尽道出其所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