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配正义和群体认同社会正义在中国..doc

分配正义和群体认同：社会正义在中国　　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公民平等 　　经济不民主和政治不民主是联系在一起的，分配非正义和社会非正义也是密不可分的。一个社会如果让一些人的基本温饱、居住、医疗和教育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它所造成的便是一种双重危机。一个有病却无钱得到医疗的穷人，他面临的处境“不仅是生命的危险，而且也是毫无尊严。” 　　对这个穷人来说，他遭受的还是一种双重剥夺，他被剥夺了他的群体所共同承认的需要，他也被剥夺了保持群体成员尊严的起码条件。他事实上已经被排除在那个构筑在起码的共认需要和相互责任的“我们”之外。公民不只是一种形式身份，公民身份的体现并不只是一张必须随时携带备审的身份证，而是以一些最低限度自尊为条件的平等身份。 　　实现经济民主不能单单依靠经济本身的力量。私有制市场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结构，它的交换方式使得穷困的参与者被迫依赖于富有的参与者。它会造成3种形式的经济强迫：腐蚀政府官员，操纵政策和压迫劳工。强调国家权力保持独立(首先是不受金钱利益的控制)，强调国家保护社会领域的独立(首先是杜绝经济宰制的操控)，这些都是同步实现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关键。政治民主不只是自由主义政治所强调的政府分权制衡、公平选举程序和法治，而更是公民的有效参与。这是公民共和的理想。华尔泽特别强调通过经济民主来加强政治公民的共和品质。在华尔泽那里，经济民主是一种必要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经济民主不是实行“大锅饭”和绝对平均主义，而是让所有与企业生产有关的人员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产品的市场定向、合理管理、提高生产力、保障工人的福利等等。这和国家主义的“命令经济”、“长官意志”和不容工人实际参与是完全不同的。 　　在日常生产中的积极参与是一种培养公民参与的基本经验。只有具有参与意识和参与经验的公民才是共和理想的公民，才是能够掌握国家权力并限制市场不平等趋向的公民。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改变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可以让尽量多的人有尽量多的参与机会。与此同时，激励公民政治的共和则可以使公民的广泛参与能增进他们的实际社会福利。由此来看，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的失败，根由不在它的集体生产理想，而在于它的实践既缺乏政治民主，也缺乏经济民主。目前在中国实行的所谓“市场经济”同样存在着压制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问题，同样不符合坚持要求全体公民有效参与的公民共和理想。 　　坚持公民共和理想决不只等于以自由市场经济代替社会主义。公民共和的民主观与纯自由主义的民主观是不同的。公民共和比自由主义更强调民主对于提高群体素质的关键作用。华尔泽曾从不同的共和角度来强调民主的重要。在《激进的原则》一书中，他提出，为实现自由所作的道德努力必须有一个适当的行动环境，那就是民主的群体。 　　在《哲学和民主》一文中，他援引了卢梭的观点：人民“受法管理，只有当自由的人设立了法，法才能约束自由的人。” 　　在《正义的领域》中，他更是进一步从政治领域的自身性质来阐述民主的意义：政治领域的交换“物品”是权力，而民主辩论则是包含于这一交换物品之中的分配原则，民主讨论是政治领域的分配正义。华尔泽说：“我们一旦把(财产)所有制、专门学识和宗教知识安置在它们各自的领域之中，确保了它们的独立，那么在政治领域中便只剩下了民主。……民主是……分配权力的政治方式。每一种民主之外的理由都应遭摈弃。只有公民间的辩论才算数。……[民主的政治]不得使用武力，不得滥用职权，不得用金钱收买，只能以讨论的方式来对问题发表意见。” 　　华尔泽指出，政治领域的关键问题是“谁应当拥有和行使国家权力”，对这个问题只可能有两种答案，“一是权力应当由那些最懂得运用权力者拥有;二是权力应当由那些最直接受权力影响者所拥有，或至少应由他们所控制。” 　　前一种是各种王命神授、优等种族、先进政党和圣贤精英政治的回答，而后一种则是公民政治的回答。 　　无论是讨论民主还是讨论分配正义，华尔泽所着眼的都是群体成员而非抽象的集体。这种民主的群体观不同于专制下的集体主义。他提出的问题不是个人必须为集体作什么牺牲(所谓“尽义务”)，而是同一群体的成员应当为彼此做些什么，才能使这个群体成为一个值得认同的、好的群体。这样的价值群体有别于功利主义或者自由意志论下的个人原子聚合体，也有别于民族主义的自然群合。 　　分配正义与群体认同的关系尤其集中地体现在基本的“安全和福利”领域中。华尔泽强调，分配正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由群体)向(群体成员)提供安全和福利”，包括“对病患者、年迈者、体弱者、贫困者、失业者等等的照顾。” 　　因此，群体必须为保护弱势群体提供“安全网”。安全网指的是，“社会福利对其最弱势成员有首要义务，只有当这些人的生活有了保障以后，才谈得上别的。……关键在于，构建安全网是为了保障每一个人都一定能满足那些由我们这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