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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改革国民性思想及其失败 死后被尊为“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在青年时代就从提倡文艺运动的失败中反省，看见了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1]他又感叹“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而“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2]其实鲁迅自己就是这样一位少有的失败的英雄，失败于所为乃是他几乎命中注定的莫大的悲剧。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一切真正的英雄”“其命运只能是悲剧性的”，[3]而这种悲剧性本质上产生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4]鲁迅毕生都在寻求着、践履着救国救民的道路。“锲而不舍”地想利用文艺的力量改革国民性，由“立人”而建“人国”。他作为自觉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战斗一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他的悲剧性则表现为这个要求不仅在他生前而且在整个20世纪屡遭挫败，而在他生前身后对他的不实的毁誉也就是这种悲剧性的重要表现。今天，在21世纪第一年纪念鲁迅的时候，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更应该认识他的伟大，同时不能不深感悲哀。 一 国民性问题自20世纪初即受到中国第一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视。1902年梁启超创立“新民”说，倡导“道德革命”，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敬告青年》等文章，都系统阐述了改造国民性的理论主张。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就是在日本弘文学院开始的，几乎与梁启超同时，但他思考的重点不是构建理想国民性的体系，而是挖掘现实国民性的弱点和病根。否定性思维和韧性的战斗是他独具的特质。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感情最热烈，认识最深刻，批判最彻底，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后期比前期有发展，但执着于改革国民性的思维方式和奋斗目标始终没有改变。 鲁迅没有系统论述中国国民性的宏篇大著，他对国民性弱点或曰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主要通过小说和杂文进行。写阿Q就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5]其他文学形象，包括“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6]也莫不直接或间接地指向改革国民性的总主题。杂文的形象性虽不如小说，但意旨比小说更明显，表达也较直接，无论是文明批评还是社会批评，大都与国民性问题有关。他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而“‘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7]粗略地罗列一下，鲁迅在杂文里明确指出过的中国人国民性的弱点就有：卑怯、凶残，贪婪、自私，敷衍、守旧，昏乱、迷信，调和、折中，麻木、健忘，无特操，信命运，要面子，眼光不远，善于做戏，自欺欺人，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不敢正视人生的瞒和骗，不能平等待人的骄和谄，只求做稳奴隶的苟且偷生，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等等。上述种种有的表面上似乎自相矛盾，它们也并不一定同时都暴露出来，在不同条件和处境下表现即有所不同。对此，鲁迅在一篇讨论国民性的“通讯”中有十分精辟的分析：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 就是中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 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 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 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 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 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 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8] 他以凶兽和羊为喻，认为“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9] 中国人国民性的弱点决不是天生的、固有的。王瑶先生在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时发表专文《谈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把鲁迅在杂文中多处讲到的国民性弱点产生的原因大致准确地概括为三点：“首先是封建等级制度”，“其次是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第三，“屡受外来侵略”，“这就说明，鲁迅对国民性弱点的分析既是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出发，同时又是考察了它所形成的历史根源的。”不过，说“无论国民性的积极面或消极面，鲁迅所注视的对象都是劳动人民”，[10]却并不尽然。至少，鲁迅还密切注视着自己所属的中国的文人，即所谓知识分子，而后者当时尚未被视为劳动人民一部分，事实上两者也不可能混为一谈。因此，说鲁迅关注的重点是劳动人民还可以，说“都是”则有偏颇，这里关键是对国民性的解释。在鲁迅笔下，“国民性”是与“国人的魂灵”、“民族根性”、“中国人的性情”等类词语同义的，用现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