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回现模式探索..doc

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回现模式探索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商业银行是金融业的主体。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国有商业银行(如无特别说明，本文“银行”均指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已成为束缚我国金融体制与经济健康发展的桎梏。因此，必须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路子，化解金融风险。我国银行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不良资产，已是不争事实。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统计资料表明，到2003年末，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92万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20.36%；至2003年末，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5093.7亿元，仍有近9000亿元不良资产需要处理。故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现有不良资产约2.8万亿元，以2003年9月的数据计算，不良资产占全部贷款的28.68%。从不良资产占GDP的比例分析，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16，694亿元，以此计算，2003年底国有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总额占GDP的23.99%。同时，这些不良资产绝大多数集中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高负债已是普遍特征，且亏损面还在继续加大之中。另一问题是，由于我国在加入WTO时承诺2006年底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央行提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每年要下降2至3个百分点，到2005年降到15%以下的监管目标。为此，各银行在处置不良资产泛力下，为“稀释”不良资产率，“想方设法”增加了大量贷款，其中房地产类又占相当高比重。这些为不良资产率下降做出贡献的房地产贷款，可能暗藏着泡沫的危险，造成新的不良资产。上述表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具有余额高、占比大、消化难、增长快等特点。原其因，可概括为三方面：一是政策因素。如原有投资体制的弊端，地方政府对银行的行政干预等。二是银行因素，银行自身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不善。如忽视科学决策，片面追求市场份额、规模效益，信贷管理上的内控机智不健全、缺乏必要的风险约束机制等，导致信用风险、道德风险、投资失误。三是企业因素，如企业的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大面积亏损、企业改制过程中银行债务的悬空和逃废等。实际上，这些造成不良资产的原因常常是密切相关、共同作用的。从本质上看，银行不良资产主要是由于对国有企业发放的带有隐性财政补贴性质的贷款造成的。随着上世纪90年代国内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化，国有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企业高负债和软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亏损便直接转化为银行的不良资产。而在90年代后期国内需求明显不足，国有企业的经营陷入了困境，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专家分析指出，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政府角色定位是解释银行不良贷款成因的第一变量，可解释现有的银行不良贷款的70％；银行自身经营管理不善则是第二变量，解释银行不良资产剩下的30％。严重的不良资产正阻碍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并积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因此，必须果断采取措施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否则将增加处理成本。应当说，自不良资产产生之日起，我国就开始了清理活动，理论界、金融部门都在探讨、实践。早期，银企之间的不良债权债务关系，首先表现为国企之间的“三角债”。尽管1989年全国开展集中清理，收效不大，1993年后又卷土重来，前清后欠，愈演愈烈。三角债发展以一定程度，侵入银企关系，银行不得不参与企业的债务重组，并于1994年试行限额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但由于是各个银行分散进行，没有规模，成效有限。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于1999年相继设立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大全国性的资产管理公司(AssetManagementCorporation，以下简称AMC或资产公司)，开始全面、大规模、集中地清理不良资产，进入了以AMC为主导的清理阶段。AMC的业务范围广泛，基本上包括除吸收存款和股票二级市场以外的所有金融业务，实际上具有投资银行性质和金融百货公司的特征。截止2003年底，四家AMC累计处置不良资产5093.7亿元，占其收购资产总额的36.14%，按四大国有银行和四家资产公司现有不良资产约2.8万亿元基数计算，则占18.19%，再考虑到数字水分，实际比例必定更小得多。虽然单从数字上很难说明成效如何，也很难说明AMC的实践成功与否。但笔者认为，借鉴世界各国处置金融不良资产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AMC的设立和运作，改变了我国没有专门不良资产处置机构的局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应当确定为我国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基本路径。首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不断发生，不良资产处置模式逐渐归结到“好/坏”银行模式上。这一模式是将不良资产剥离到独立于问题金融机构之外的专门的资产处置机构中，使原来的问题金融机构转变成为能够正常经营、资产优良和资本充足的“好银行”。而接受不良资产的专门机构(相对称为“坏银行”)则在政府的支持下，可以采取比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