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5汗简、古文四声韵研究综述.docVIP

《汗简》、《古文四声韵》研究综述 (首发) 王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srcshow.asp?src_id=767 “传抄古文，是指历代展转摹写移录流传至今的战国古文资料，其中虽不免讹别诡更之类，而与出土战国文字实为一家之眷属。”传抄古文的资料比较庞杂，大致包括“《说文》古文，石经古文，《汗简》和《古文四声韵》中之古文，《玉篇》、《一切经音义》、《篆隶万象名义》、《龙龛手监》、《类篇》、《集韵》等字书所录古文”。[1]而本文仅对郭忠恕《汗简》和夏竦《古文四声韵》这两部古文字书的研究概况加以讨论，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切入：一、二书在中国传统文字学中的地位，二、古文字学家们对二书的研究角度和方法。 一、《汗简》《古文四声韵》在中国传统文字学中的地位 《汗简》《古文四声韵》“以《说文解字》和《魏正始石经》做基础，进一步扩大搜集当时存世的其它一些字书、写本和石刻，汇辑其中的古文字体编写而成。”[2]但自宋代成书后，流传并不算太广，宋以后的古文字学家也往往不太重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两书所採用的那些古文材料后人大多见不到，无从核对其可靠性；二是其所收字体与宋以来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所谓‘真古文’）也有很大区别。特别是清代以来，《古文尚书》辨伪的大案在当时造成巨大影响，加之考据学家们尊崇许学，他们不大相信《说文》外还会有多少真正的古文流传下来。”[3] 最早对《汗简》一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当属清代著名小学家郑珍，但在那个学者们尊崇《说文》而对其中所载古文深信不疑的时代，他著《汗简笺正》的动机也是通过批判《汗简》来维护《说文》在中国传统文字学中的地位。其他如钱大昕、潘祖荫、吴大澂等晚清学者都对《汗简》《古文四声韵》中所收古文持否定态度。[4]但晚清也有很多学者利用二书中的古文字形与甲、金文进行过考释的工作，如吴式芬、陈介祺、刘心源、方濬智、孙诒让等，虽然其中正误并现，但他们的工作肯定了《汗简》《古文四声韵》的价值。晚清学者研究二书的是非得失、经验教训，今天我们在研究古文字时仍值得借鉴。民国时期，沈兼士、唐兰等仍不承认二书的存在价值。[5] 直到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率先运用‘二重证据法’，证明古文一系的材料与战国文字为‘一家之眷属’”。[6]随着甲骨、铜器、古陶、玺印、货币、简帛等文字的大量发现，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信阳长台关、江陵望山等地大批竹简的相继出土，其中很多利用出土古文字难以考释的字，却借助《汗简》《古文四声韵》中的传抄古文字形得以解决，因此，学者们对二书越来越重视，对其学术价值开始作出重新评价，并且呼声高涨。李学勤在80年代曾撰文评价《汗简》：“近二十余年来，在古文字学中兴起了一个新分支，即战国文字研究，六国‘古文’的奥蕴逐渐被重新揭示。通过战国文字研究开展，前代‘古文’之学得到重新评价，《汗简》真实价值也为人们所认识。过去王国维先生指出《说文》‘古文’系六国文字，现在我们不妨说《汗简》‘古文’确以六国文字为其本源。”[7]张颔也指出“今天对《汗简》一书似有重新估价的必要”。[8]近年来，只要提起研究《汗简》《古文四声韵》的著作，莫不首推黄锡全的《汗简注释》，不过至今所见对《汗简》中的传抄古文作过系统全面梳理的专著也仅此一部，书中也每每将《古文四声韵》与《汗简》中的字形对比分析，互相补充。其他关于二书研究的则多是单篇论文，虽然研究角度不同，但目的都是要证明书中的古文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证价值的传抄古文资料，这些将在下面的内容里提到。 总体来说，《汗简》《古文四声韵》在传统文字学发展中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前辈学者对二书有贬有褒，贬之者认为书中古文来历不明，上不合于商周，下有悖于《说文》，非“真古文”；褒之者认为二书是汉以后辑佚传抄古文的集大成者。起初，二书被贬得太低，而后来赞者呼声又过高。但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解释的，正如李零所分析过的那样，宋代时青铜器大量出土，成为当时研究的焦点，而《汗简》《古文四声韵》所收古文的出处已无从核实，继而由于晚清疑古思潮的影响，加上当时《说文》学大盛，对二书持批判否定态度的学者，肯定会受到那个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和局限，“门户之见”极其严重。但半个世纪之后，地不爱宝，出土了大量的实物资料，特别是载有战国文字的竹简，使学者们跳出了前人的那个时代局限，并开始在占有更多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将地下出土文字和地上传抄古文结合起来作更多的对比研究（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人们发现二书中的古文虽不合于甲、金文和《说文》，却与战国竹简文每每冥合，开拓了传抄古文字研究的新景象。反过来想一下，如果宋代和晚清学者在当时也能见到今天如此丰富的战国竹简等材料，他们的研究将会不亚于后人。今天的学者们多已能做到客观地评价《汗简》《古文四声韵》，书中的错误既有作者自身认识的问题，也有时代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