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重点总结.docVIP

诗性特征：指批评未从文学及其他中分离出来。批评尤其不是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印象的、直觉的，也就是说甚至具有文学的运思方式和表达方式。（中国文论以其言说的具象性、直觉性和整体性，表现出鲜明的诗性特质。中国古代文论家不仅用诗的精神和性情识鉴品评文学作品，而且用诗的思维方式和诗的表达方式来记录他们的品评结果，并最终形成具有诗性内在特质和外观形态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以下三个方面表现：文本的诗性化（论诗诗、诗话、词话等）；论家及诗家（唐诗论家）；范畴的诗意化（神思、风骨、妙悟等） 诗性特征的优劣： 优点：审美的主体性、观照的整体性、论说的意会性、描述的简要性，便是中国古代文论带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特点。（中国文论诗性化之具体表征如意会、感悟、虚灵、直寻、简要、自然、随意等是中国文论区别于西方文论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文论的独特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 缺点：（1、资料的杂糅性、分散性。 2、思维方式具有直观领悟和内省体验之特点。 3、话语表达方式多隐喻，少分析性的解释。 4、文论范畴、概念的内涵具有模糊性、多义性。譬如“兴”，既可指作者的情感之“兴起”，又可指读者情感之“兴”。 5、古代文论中诗论发达，而小说戏曲理论发展很迟。因为中国古代是：诗为正宗。“小说”之为“小”说，说明中国古人对这种题材的轻视。 6、汉语修辞诗学在古文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譬如强调诗歌的炼字、炼句。 7、重教化。） 模糊了批评本体与批评物件的界限（a.中国诗性文论虽然不等同于诗歌，却是深深地打上了诗这种文体的铭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典型的论诗诗，在这部文论作品中，诗歌形式应该说较好地传达了作者的文论思想；然而，也正是这种“诗歌形式”模糊了批评本体（文论）与批评物件（文学）的界限，这不仅造成了后人对《二十四诗品》理解的歧义，也造成《二十四诗品》文论思想指导诗创作的主观随意性。b.古往今来的中国文论家，与其说是在立论辩理，倒不如说是在抒情言志，是故中国文论带有鲜明的情感色彩和个性特征。对于文学创作来讲，独特的个性与强烈的情感是作品的生命与灵魂，是创作成败的关键。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却不尽然。文学批评强调的是整体规范，是理论标准，是客观与公允，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情绪的抑止，对个人好恶的舍弃。） 对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之区别的消解(《文心雕龙．知音》在言说“知多偏好”之弊时，排比了四类例证：“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借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7]对于文学批评而言，这四类都是不可取的；而对于文学鉴赏而言，这四类又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鉴赏不同于批评，前者能够接纳个性化和情绪化，能够接纳“偏好”。问题在于，中国的诗性文论，对鉴赏与批评缺乏严格的区别与界定，常常是将个性化情绪化的鉴赏当作了批评。如“味”) 简约的言说方式牺牲了研究物件的丰富性和文论自身的复杂性（对于文论家来说，言说方式的选择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直接影响到文论的内容。在诗性文论所要求的有限的字句、简洁优美的形式之中中国古代文论家不得不将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浓缩于咫尺之间。在这样一种极其有限的词语空间，文论家根本无法展开其弘廓的演绎和深邃的抽象，其结果是丢失了文论思想的深刻性和丰富性甚至丢失了文论思想本身。） 诗性文论的不可还原性和缺乏操作性（中国文论的诸多术语、概念、范畴，诞生伊始就缺乏明确清晰的界定，在随之而来的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地被扩充、被引伸、被蒸发，以至于外延愈来愈大而内涵却愈来愈小，一个文论范畴好像能解释许许多多的文学形象，能解决大大小小的理论问题。而真正操作起来，又好像并不能解释或解决什么。今人研习古代文论，一方面是对古文论的灵性、诗情、优美和隐秀赞叹不已，而同时又感觉到很难用它来解释当下的文学现象，更难于用它指导当下的文学创作了。） 思想与文论之间的关系： 儒家：“以文教化”“诗教”“文以载道”——文学的性质与功能界定在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层面；创作、接受、传播，是为了达于政事，使于四方，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用之于邦国，用之于乡人。（汉武帝“独尊儒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的人格主义文化精神，重政治伦理、实际功用，文需感物而动实录其事，“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道家：“清静无为”“虚静论”——超功利的艺术人格；“得意忘言”——言外之意、意外之旨；“道法自然”——“法天贵真”，自然美而非人工雕琢。从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本体之论，到司空图“自然之境”品貌诗歌风格，再到苏轼用“自然之物”比兴审美意境，直至王国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其间”。 佛家：悟、觉、知。佛教的真实观，现世一切如幻影，追求彼岸真实——身外之真，诗论重言外之意，画论重神韵，小说理论贵奇尚幻；“顿悟说”（“参活句不参死句”）——诗文理论需“不涉理路，不落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