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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脾气为何被关在家里 李斌 因为缺少对“公共”的认可和敬畏，所以从私德到公德缺少了“进化的一环” 哲人有言，“要把地面上的人看清楚，就要和地面保持距离”。也有一些人，身处数万米高空，“站位”挺高，追求和涵养却没有提升，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能大动肝火。上周两名中国游客在泰国航班上因换座问题肆意撒泼、侮辱空姐；本周一架由重庆飞往香港的航班上，前排乘客嫌后排小孩太吵，后排乘客责怪受了前排座椅影响，又是一场大打出手。 　　人非圣贤，肯定有七情六欲，但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向，与“丛林社会”何异？飞机上打架有碍公共安全就不必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构成了违法行为——无论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还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均严令禁止在航空器内做出抢占座位、打架、酗酒、寻衅滋事等危及飞行安全和扰乱航空器内秩序的行为。上演“全武行”，必定难逃法律惩处。 　　从争抢座位和行李架，到在飞机上吸烟、打手机，再到打架斗殴，尽管这些损害文明的丑陋之举只是少数人所为，蒙羞的却是全体国人。在飞机上飞扬跋扈，同随意插队、乱闯红灯、网络空间的肆意谩骂等，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无视公共秩序、无视他人利益、“任性”行使个体权利。公共文明中“任我行”的通病，值得每个人审视和反思。 　　“谦者，德之柄也；让者，礼之主也。”谦卑和礼貌的道理谁都懂。其实，那些破坏公共文明的人，他们的A面可能是好爸爸好妈妈、好领导好员工，只不过当他们从家庭和单位走入公共空间，冷漠暴躁、素质低下的B面才显露出来。好脾气为什么被关在了家门里？我们并不缺少传统文化和道德的熏陶，也不缺少公共场合的“注意事项”、外出旅游的“文明公约”、网络空间的“言语法则”，所缺少的，是我们思想和灵魂深处对“公共”的认可和敬畏，所以从私德到公德，容易缺少“进化的一环”。季羡林老先生曾在公共汽车上目睹因为拥挤造成的打架事件，不由得感慨“人必自爱而后人爱之”。自爱，指的其实就是在公共空间行使权利时的自重。 　　希冀每个人都厉行无私、完全利他并不现实，“公共”的关键是守住尊重他人、敬畏规则的底线。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不仅仅是亲朋好友、同事同学这样的熟面孔，更涵盖每天擦肩而过的芸芸众生。在今天这样一个出行便捷、信息便利、交往频繁的时代，陌生人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多，如果人人都浑身带刺，不仅会彼此刺伤，整个社会也会充满戾气。每个人是互相冷漠以对的孤岛，还是彼此守望相助的灯塔，决定着我们社会的粘度，更关乎整个国家的未来。 　　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国民文明素质的现代化。物质渐次丰裕，权利日益萌醒，值得欣慰，对“公共”的建构也需驶上快车道，不受约束的权利欲求当止则止。提升公共意识，涵养公共文明，要靠公民自觉，更有赖社会扶助和国家引导。回看这一年来，规定游客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旅游法已经开始施行，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被写入《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地铁车厢内饮食也被许多城市立法禁止。越来越多的公德获得法律的撑腰，定能不断激发更多人的文明耻感，疗治文明素养上的创伤。 早在100多年前，梁启超就曾疾呼“公德告急”。在他看来，“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于社会而言，私德可以引领但不能强求，而调处个人与他人社会关系的公德，必须遵循，不容例外。每个人都不做公德的旁观者，我们才可以从容迈过公共文明的门槛。 《 人民日报 》（ 2014年12月19日 05 版） 人心荒芜是防艾大敌 王石川 近日，在四川省西充县某村，200余位村民用“联名信”的方式，欲将村里患有艾滋病的8岁男童坤坤驱离出村。村主任在村民小组会上说：“通过召开群众会，大家一致要求有关部门对坤坤进行隔离防治，（让他）离开这个村庄，保障全村群众及儿童的健康。” 联名信绝非温柔的劝离，而是强硬的最后通牒，尽管披着集体决定的马甲，仍属于“多数人的暴力”。在这之前，坤坤已成了一座孤岛，母亲不知所踪、父亲也已失联，上不了学、结交不了小伙伴，人人避而远之，甚至祖父也在联名信上按了手印，只因孙子“在娘肚里就感染了艾滋病”。 给坤坤什么样的现在，他就有什么样的未来。正如一首歌唱道：“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宠爱，他们是我们的未来”。小坤坤有权利上学读书，有权利健康成长，更有权利在村子里自由生活。身体里的病毒夺去健康，但并不该夺去他的合法权利。 其实，与其说写联名信是良知退场，不如说常识缺席。有村民说：“坤坤这个病，万一传染了怎么办？”殊不知，艾滋病只有三种传播途径：性交、血液和母婴。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哪怕共餐，也不会传染。除了常识，匮乏的还有法治意识，坤坤是适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