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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层住宅的理性思考 1 高层住宅产生的由来 　　正如大家所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从提出到实践已经数十年，现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当今，危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诸多问题，但从人类居住的范围来说，人口剧增与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的短缺成为最尖锐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直接、最急迫的问题。 　　 所联合国公布资料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3亿，至2070年将相对稳定在100亿左右。而按照另一乐观的分析预测，由于发展中国家采取了降低出生率的措施，至2070年世界人口高峰数是90亿，而不是100亿，尽管二者之间相差10亿，但在20世纪初以前，世界人口只有16亿，经过一个世纪人口已增加了5倍，而再过50年人口还要再翻一番。在中国，尽管人口出生率已有明显回落，到2050年预测还将达到15亿，占世界人口的1/6。 　　 以上预测数字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认真解决好今天城市建设中的人口与土地这一矛盾，而且还要切实为子孙后代在未来五十年的居住问题做好规划，留有发展余地。 　　 如何在同样的用地上解决好更多人的居住问题，从规划建筑学角度来讲有两个指标与此有直接关系，一是建筑密度，一是建筑容积率。住宅高层化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上个世界初以来，现代建筑运动的旗手们在这方面曾做出开创性的工作。据介绍，近年来日本一直有人在研究高逾千米的居住体系，并进入实际运动；欧洲也有不少建筑师在探索高层住宅；最近西班牙建筑师皮奥兹还到中国介绍了高达1228米的仿生大楼。这足以反映出建筑师作为一群承担社会责任的专业人士对将来人类居住模式的严肃思考，而中国建筑师也应对此做出自己负责任的回答。 2 高层住宅的争论从未间断 　　 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高层住宅的出现与发展，在建筑界关于高层住宅的争论从未中断。第一次大约在70年代未到80年代初，第二次则在90年代初，这几次争论的特点一是偏于宏观概念，往往将高层住宅建设与中国现代化相联系，进而延伸到建筑风格的传统与创新的框架中加以判断，似乎高层住宅乃西方泊来的“现代”品，多层则为“传统”精华。由于争论偏于概念化，也掺入更多意识形态与感情色彩而难以深入，虽听起来高亢激昂，但少有说服力；二是争论即使触及一些技术经济问题，但由于某些论者受到计划经济观念的局限性，争论中也少有规划和社会界人士参与，只是就建筑论建筑，使得争论深度受到限制，对多层与高层的发展前景缺少切实的全面判断与把握；三是在多层与高层对比中，反对建筑高层住宅者不免偏于突出其主张，而回避多层自身的矛盾，使得争论感情色彩浓重，而少有科学理性的论述与分析，这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入与探索结果。 　　 在建筑学术界有争论是件好事，但由于以上原因，又少有主管部门介入与引导，使得这些争论几乎都是无果而终，于学术于建设少有实际影响。 　　 当然在争论中也确有人对如何解决多层住宅先天不足，提高其容积率的课题动了一番脑筋。如上个世纪70年代末，曾出现了多层市密度（小天井，大进深）和低密度住宅的试验与探索，但终因其自身痼疾，尽管高手频施猛药，仍难以解决或不了了之，或因方案不被人们所接受，而仅建几栋实验房而已。 　　 此外由于未能从宏观上研究住宅类型的发展趋势，在争论或探讨中，一些专家我拘于高层住宅在初期发展中表现出的问题，而简单排斥。多年来我们对住宅的节地和舒适性能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特定的住宅类型（多层的）范围内。 　　 与此同时，高层住宅在少有专业指导和科学研究的背景下，随着社会需求，特别是商品房市场的发展而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各地，至今在全国已大有多层住宅“平分秋色”之势，而在沿海大城市中几乎是房地产开发的主打品种。与多层发展不同的是，这种发展趋势既少有政府的推动，又在规范技术上有更多限制。在专业舆论界，至今也是批评与疑惑多于支持与倡导。 3 土地有偿使用促使高层住宅发展 　　 1980年前中国的高层住宅廖廖若晨星，仅分布于广州、上海、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它的出现一是在技术（包括施工）上初步具备了条件，二是因为拆迁还建的需要，必须用建造高层来提供更多的面积来原地安排被拆迁户，当然也有为了大城市雄伟街景建设的需要，那里的高层，层数是高了，但户型平面及建设标准（特别是垂直交通设施标准）都是很低的，许多设计理文念与手法还是沿袭了多层住宅那一套，如北京的前三门大街高层住宅，上海的漕溪路高层住宅等。此后，随着住宅建设量的不断增加，高层住宅主要是作为提高容积率的手段，在北京出现了高层塔楼形式，而在商品住宅出现较早的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区也更呈现出有力增长势头。在这一带，由于气候条件相似，曾一度直接引入香港地区高层住宅的模式。而从全国来讲，真正推动高层住宅大发展的经济动因，则是来自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住宅商品化。在市场经济体制前提下，在开发商的策划下，为了达到更高的容积率和更宽松的空间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