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仪式中的家—国重构与游离--基于中国西南一个少数民族村庄田野调查的讨论.docVIP

媒介仪式中的“家—国”重构与游离——基于中国西南一个少数民族村庄田野调查的讨论 郭建斌 【内容提要】本文以笔者在位于中国西南中缅边界，滇、藏交界的一个独龙族村庄观察到的当地人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田野资料为基础，从“媒介仪式”视角进行讨论。笔者认为，对于“媒介仪式”的研究，如果研究视角从传统人类学仪式研究的时间维度转向空间维度，具有理论创新的可能。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笔者对这样一种经由媒介所建构着的“家—国”关系进行了具体讨论，这种存在于“媒介仪式”特定时空中的“家—国”关系，既有“重构”的一面，也有“游离”的一面，这也正是“媒介仪式”的特殊性的具体体现。这样的讨论对于进一步拓展媒介仪式分析的理论内涵，深入理解当下中国社会中国家、少数民族乡村、传媒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奥运会　媒介仪式　“家—国”格局　独龙江 一、导言 　　2008年8月，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笔者正好到位于中国云南省西北部的一个独龙族村庄做田野调查，碰巧观察到了当地人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情况。因为笔者和村里的一些人都不清楚奥运会开幕的具体时间，所以8月8日大清早就起来等着看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直播，闹了一场笑话。8月8日那天晚上，笔者在一个村民家里和他们一起观看了奥运会开幕式，除了亲身的观察和体会之外，笔者用DV记录下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观看过程的其中一部分。 　　对于这样一段田野资料以及类似场景的分析，戴扬（D. Dayan）和卡茨（E. Katz）所说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无疑是极具启发意义的，但是在对这样一个概念以及相关经验材料的不断反思过程中，笔者也发现在这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如同戴扬和卡茨在对媒介事件的界说中所说到的：“从概念上来讲，本书试图引入仪式人类学的理论来阐释大众传播过程。”①因此，这样一项研究贡献在于它是对传媒介入仪式生产之后的一种具体考察，从而发现了这样一种特定的仪式生产的特殊之处，进而揭示了“媒介事件”的特征——干扰、垄断、直播以及远地点性②。这样的讨论，其实并未跳出人类学仪式分析的传统套路（即对仪式的过程分析）。同时，这样的分析由于过于迁就人类学仪式分析的套路也遮蔽了作为一种特定仪式的“媒介仪式”与人类学所关注的传统仪式之间在时空结构上的一些重要区别。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媒介仪式和那些没有传媒参与的仪式在时空结构上的区别，使得二者在呈现方式以及功能上都有了很多的不同，进而在考察的重点上也需要做出一种转向，即从过程分析转向时空分析。 　　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在这里想暂时悬置“媒介事件”这一理论概念，回到仪式本身，以一个具体的媒介仪式作为考察点，重新来探索理论探讨的另一种可能性。 　　如上所述，时空结构上的差别是媒介仪式与传统仪式的一个重要区别。通常，人类学所分析的仪式是在一个具体的时空结构中的仪式，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转性，在空间上相对有限，通常就是仪式发生的现场。但是传媒（为了讨论的方便，笔者在这里把传媒限定为电子传媒）介入了仪式生产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经由传媒所生产出来的仪式的时空结构与传统仪式有很大不同。在时间上，由于传媒的特殊性，使得传统仪式在时间上的不可逆转性得以改变，一些没有观看到直播或是要对这一仪式再度回味的人，事后可以再看重播或是那些现场记录下来的影像。在空间上，由于电子传媒在消除空间感方面的神奇功能③，使得这样一种媒介仪式完全打破了传统仪式在空间上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实现全球的现场直播。正因如此，使得这样一种媒介仪式除了在仪式发生的第一现场之外，还有了很多第二现场，或是第三现场、第四现场。此时暂且不论时间的逆转，也暂时忽略信号传播上的时间差，仅就“现场直播”所构筑着的这样一个媒介时空而言，这样的仪式较之传统仪式，情况就更为复杂得多。而恰恰是这种复杂性，或许可以给媒介仪式分析带来另一个新的“问题空间”（problem spaces）④，进而有必要把媒介仪式分析从过程分析转向时空分析。 　　具体来说，在传统的仪式分析中，如同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所做的出色的研究，经由阈限（liminal）之后，进入了一种暂时的与现实社会中情况完全相反的反结构状态⑤。但是在媒介仪式中，尤其是在传媒国有的体制下，虽然身处各地的电视观看者通过传媒参与到这样的媒介仪式中时也会偶尔出现特纳所说的那种“反结构”状态，但是经由传媒所表征着的那些仪式中的主要角色，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并没有像特纳所分析的恩丹布人的仪式中那样受到斥责、训诫⑥，而是现实社会关系的一种强化（或是美化）。这还仅仅是媒介仪式与那些没有媒介参与的仪式的一个区别，如果只看到这一点，对于媒介仪式分析的“问题空间”的拓展还不够充分。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