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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与社会契约 杨支柱 　　上传时间:2001-7-18 　　浏览次数:4415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只有在绝对的强权政治、强盗经济、强奸婚姻之下，才能完全没有契约自由的存在余地。契约对于个人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一个社会是否进步的真正的标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就是英国著名法学家享利·梅因爵士的观点。 　　梅因爵士是正确的。什么食品最可口，什么衣服最合身，什么样的床睡着最舒服，什么样的人作配偶最称心，这一切只有当事者个人最清楚。要使每一人都尽可能生活得幸福，就必须赋予每一个理智正常的成年人自由表达的意志以法律效力(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等例外，他们被认为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自己的真正需要)。但是法律并非无所不能的上帝，它不能凭空创造出所有个人所需要的一切财富、服务和其它享受。法律只能建立一种机制，使我们每一个人通过与他人的交易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契约。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实有赖于法律对契约另一方履行义务的督促(法律的威慑力)、强制或变相强制(损害赔偿)。因此契约在实现我们个人自由意志满足我们自身需要的同时，也要求我们对自己的自由选择承担责任。契约精神的核心虽然是个人意思自治，但它却使我们自私(中性词，没有贬义)的动机产生出利他的结果。这还是仅就即时履行的契约而言;如果是远期履行的契约，则还有保护我们预期利益的作用。例如，我可以通过契约让人在三个月之后给我提供一箱苹果，两块钱一斤;那么我就既避免了货物紧缺时排长队的辛苦，又避免了苹果涨价的风险。对于水果店来说呢，契约则为他们避免了价格下跌或供过于求导致苹果烂掉的风险。可见契约使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具有了计划性的特点。这种计划性一方面保护着我们的预期利益，另一方面又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制造了动力和压力：到契约履行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提供契约所规定的合格的财物或服务，对方的同时履行抗辩或不安抗辩将不但使我们失去本来可以得到的东西，而且对方还可以追究我们的违约责任。因此契约也强化着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责任感。 　　就社会经济而言，契约是把消费者和生产者、消费者和消费者、生产者和生产者、批发商和零销商、雇主和雇工……联系起来的纽带。契约使得为满足市场需要而进行生产或提供服务成为可能。契约自由所导致的平等竞争刺激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和改变着市场价格——不仅仅是产品、服务的价格，也包括资本和劳动的价格。所谓市场经济，换一个说法也就是契约经济。如果没有各国政府人为的限制，契约自由的发展还将导致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地球村里的每一个消费者都能以公平的价格获取他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使地球村里的每一个劳动者获取他所需要的公平工资，使地球村里的每一个资本所有者获取公平的利润!这对于世界和平也将是莫大的贡献，因为一个经济生活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的国家是没有能力发动战争的。 　　契约又是一切社会共同体的基础和政府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凡共同行为(即能够对组成共同体的成员发生效力的行为)必有契约行为为其前提，否则多数人甚至个别人代表共同体的行为凭什么对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发生效力?平等待遇对共同行为的有效性来说虽然是必要的，但不足以解释共同行为的效力来源。试问一家公司的股东大会能强迫一个原本不是股东的人出资并按出资比例给他分配利润吗?妻子以夫妻共同财产买菜的行为之所以效力可及于丈夫是因为有婚姻契约的存在。合伙执行人或多数合伙人的决定效力之所以及于其他合伙人，是因为有合伙契约存在。在一家公司正式成立之前，各出资人之间也必有一个协商一致的契约，约定各人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公司的性质及公司机关所在地等。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则是关于社会契约的假设。虽然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国政府绝大多数产生于强权，但把政府权力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作为一种理想并非没有可能，而且还正是当代世界各文明国家所努力追求的目标。让一个国家所有理智正常的成年人一致同意某种授权方案是绝无可能的，但这并不妨碍社会契约论的说服力。契约的成立并不一定需要明示的合意，它也可以是默示的。公共汽车停在路边，你只需跳上去，契约便已有效成立;售票员和司机如果赶你下来，那就是违约。一个国家只需有半数以上理智正常的成年公民自愿参与投票或全民公决，其他公民事实上享受着政府的存在所带来的好处(如安全感)，并给予不愿作为该国公民的人以出国的自由，便可以认为该国政府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本来享受政府存在所带来的好处就是默示同意参与社会契约，其道理和跳上公共汽车成立契约相同;但是考虑到政府的权力远非公共汽车公司可比，大批大批的人出国事实上又极不可能，因此我不得不给社会契约附加了一个条件。 　　个人以契约的方式创设共同体并赋予其权力，其目的原是为了增进所有缔约者的利益。但共同体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