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亚太经济)..docVIP

台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吴德进 摘要：本文根据1989—2007年福建省统计数据，运用协整检验、Breusch-Godfrey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台商直接投资（TDI）与福建省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但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同时，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台商直接投资是福建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福建经济增长却不是台商投资增加的原因。最后，本文就扩大利用台资、提高利用台资质量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台商直接投资（TDI）；经济增长；协整检验；Breusch-Godfrey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凭借国家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充分发挥独有的地缘和人文优势，成为祖国大陆最早对台开放和吸收利用台资最多的省份。从1981~2007年底，福建累计台资项目个，合同.78亿美元，实际到资1.31亿美元按实际资统计，约占大陆吸收台资额的占省累计境外18.6%。直觉告诉我们，大量的台资进入对推动福建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实证检验，希望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文献回顾 关于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普遍认为由Chenery和Strout（1966）提出的“双缺口模型”理论是最早的。该理论认为，FDI通过弥补资金缺口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同时由于存在结构刚性，东道国经济增长会受到国内资源不足的制约，因此引进外资有助于弥补储蓄和外汇缺口，进而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双缺口模型”之后，Koizumi和Kopecky（1980）构建了国际资本长期流动模型，研究FDI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Romer（1990）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着重强调技术扩散对于小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 在经验研究方面，多数学者认为，FDI在东道国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提高东道国的经济效率，扩大东道国的出口，从而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Caves（1974）对澳大利亚，Globeman（1979）对加拿大的数据研究发现，FDI对于东道国的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J.Bhagwati（1994)提出、Balsubramanyam,M.Salisu和D.Sapsford（1996）验证了FDI在实行外向型政策的国家比在实行内向型政策的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Athukorala和Menon（1995)发现，在过去20年中，外商直接投资在马来西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Chen （1995）认为，外资企业的出现使国内企业面临巨大竞争压力，外资企业雄厚的技术和管理实力迫使国内企业增加RD投入，从而提高其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另外外资企业在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的知识将会产生外溢，使东道国受益，促进经济增长。 U.Walz（1997）把外商直接投资纳人包含内生技术进步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并把新产品的研制地与生产地分开，即跨国公司在RD基础设施完备的发达国家研究设计新产品后，再通过FDI在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从而产生跨国间的技术外溢。R.Barrell和N.Pain（1997)通过模型，分析了欧洲不断增长的跨国投资对投资国和东道国产生的广泛影响，尤其是对OECD几个成员国出口绩效的影响，提出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使企业特有的知识资产得到充分利用，这意味着FDI是技术扩散的主要渠道。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8）使用6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的小组数据，检验OECD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FDI作为技术转移的重要工具，可以为经济增长做出积极的贡献，并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国内投资，但前提条件是东道国有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 在国内，Wei（1993，1996）对中国城市数据的研究发现，我国沿海各城市的快速增长，几乎全部来源于它们能吸引到更多的FDI。Chen等（1995）用一个简单的回归模型，证实1978年以来外资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而且没有“挤出”国内储蓄。王志乐（1996）的研究显示：FDI流入有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为中国的资本积累、吸纳就业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姚洋（1998）利用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与国有企业相比，国外“三资”企业的技术效率要高，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沈坤荣（1999）利用各省的FDI总量与各省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发现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包括短期的需求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效应。王新（1999）根据哈罗德—多马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杜江（2002）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