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制度变迁的方式.doc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制度变迁的方式 拉坦分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概念是从稀缺资源的相对价格变化、技术进步和知识增进对需求与供给的影响人手进行了解释，“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项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拉坦侧重从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来分析诱致性制度变迁，认为制度变迁的需求动因主要包括：“新的收人流是对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新的收人流的分割所导致的与技术变迁或制度绩效的增进相联系的效率收益，这是进行进一步的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激励。”制度变迁的供给动力在于“社会科学及有关专业的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制度效率的收益所形成的新收人流的成本”。也就是制度变迁的需求主要在于追求潜在收益;制度变迁的供给动力主要在于降低现行成本;由此出现了制度变迁需求和供给共同作用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不管是追求潜在收益，还是降低现行成本，最终目的都在于“潜在的外部利润” 。[1] 因此，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强调了内生变量的影响，强调了首先利用经济体内部导致非均衡的力量自发的进展，然后沿着非均衡的发展路径再给予一个类似于强制变迁的外部推动力，就能保证改革沿着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相一致的道路加速前进。这样，诱致性变迁不但充分发挥了个人选择和民间力量对改革的原始推动力作用，而且借助于强大的垄断的政府资源的后续拉动力，源及自民间的原始变革需求和初始的改革措施就能够迅速扩展。 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给出了明晰定义的是林毅夫，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这个概念包括了以下要素： (1)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实施主体是个人或一群(个)人。这里的个人或一群(个)人包括了个人、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企业或政府;其中个人、企业是初级行动主体，或第一行动集团，他们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安排创新的进程;政府(或其代表的国家)是次级行为主体，或称第二行动集团，也是一个决策单位，其作用是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得收人进行一些制度安排，推动制度变迁。 (2)实施动力是获利机会。即获得“潜在利润” 或“外部利润”，或者说是“潜在的外部利润”。用林毅夫的话就是“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 (3)实施特征是自发性和渐进性，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 (4)实施方式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创新的含义包括了用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旧的制度安排、变更现行制度安排或是创造新制度安排。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有时是优点，有时可能转化为缺陷。如盈利性， 当制度变迁主体自己的收益基本满足后，可能会缺乏变迁的动力，致使变迁进展缓慢，或者由于路径依赖而降低效率。自发性同样如此，一方面会出现制度变迁的供给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会出现制度效率低下，包括无法触动核心制度等。而渐进性一方面给了制度变迁主体、制度变迁作用对象以及制度安排本身等时间来适应，但在适应期间会出现搭便车、外部效应以及寻租等现象，而不利于制度变迁的持续进行。 制度变迁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可以是渐进式，也可以是激进式的 。激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变迁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变迁时间较短，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实现制度结构的大变革。相对来说，这种方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点：一是制度安排的速度快，二是节约了制度实施成本;三是变迁力度大，直接触动核心制度;缺点：一是破坏性比较大;二是缺乏弹性的修正的合理时滞;三是容易引起社会大的震荡。渐进式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渐进因素主要包括：一是在单一制度的变迁轨迹上又具有一定的渐进性质;二是在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安排上有先有后，而且还有一定的时滞;三是注意交替使用强制性制度供给满足制度累增的需要。 相对来说，渐进式强制性制度变迁比较温和，不管是对于制度需求主体来说，还是对制度安排本身而言，抑或针对制度作用对象。从制度需求主体来说，有一定的内生需求时间和空间;制度安排本身有一定的调整余地，避免制度震荡和破坏性;制度作用对象也有一定的时间来适应，减少制度作用对象对新制度的抵制，降低制度摩擦成本。渐进式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要缺点：一是由于强制性制度作用的时间比较长，增加了利益集团的寻租可能性，以及搭便车现象;二是由于采取渐进式，所以制度变迁的强度相对不足;三是由于相对来说制度的内生诱致还不是很够。因此，在这种方式下，应注意处理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变迁的强度;另一方面是根据制度需求的累积情况，安排好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时机。 制度变迁方式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关系 这里基于对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分析，探讨制度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