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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宫殿 范例 忆那些与“范例集”有关的人和事 昆曲的制谱作曲是一门被前辈老师称之为“绝学”的技艺，它包含了文字和作曲等大量内容，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诗词赋的内涵，也积淀了很多代昆曲音乐大家的成就，形成了一些传统的规律和应有的规范。日积月累、徘徊摸索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对音乐很感兴趣，常常看着传字辈老… 东方升起骄阳，照耀无边海疆。听那大海欢唱，卷起豪情万丈。在北洋水师兵将齐声的慷慨高歌中，舞台上，致远号开足马力撞向吉野，一声轰鸣，暗场。整个剧场内一片寂静，随后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沪剧《邓世昌》最终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而人们之前关于沪剧… 伍子胥借兵报仇鞭尸之事，于史有载。《春秋二胥》进一步生发想象：鞭尸楚平王的结果如何呢――有着救命之恩的挚友申包胥与之断交;被迫成为平王之妻的孟赢非但不感谢他的复仇，而且反目成仇行刺于他，未遂而自尽;乱军之中，吴兵的铁蹄竟把伍子胥亡父的灵牌踏得粉碎。此… 　　昆曲的制谱作曲是一门被前辈老师称之为“绝学”的技艺，它包含了文字和作曲等大量内容，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诗词赋的内涵，也积淀了很多代昆曲音乐大家的成就，形成了一些传统的规律和应有的规范。 　　日积月累、徘徊摸索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对音乐很感兴趣，常常看着传字辈老师们作曲，于是心里痒痒地尝试写一些小令。我还常到学校的图书馆学习，对音乐开始了有意识的探索。虽然中间因为“文革”中断了，但是1978年上海昆剧团成立后，我就参加了以辛清华老师为首的作曲小组，对我们当时排演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白蛇传》等剧目中很多唱段进行了谱曲，并受到了认可，大家都说我的谱曲和角色非常近，情感表达也比较准。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自己对昆曲曲牌的了解还是浅薄的，仅凭自己多年对昆曲的唱腔积累和创作热情来创作，虽然写的曲子反响较好，但是格律很差，对昆曲曲牌系统了解也不够。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到四年中我加倍努力、不断学习，包括出去巡回演出时，也会挤出时间对几百支昆曲曲牌进行摸索、梳理，当时一共记了四大本黑色硬抄本。1983年起，上海昆剧团推荐、俞振飞先生写信，让我去上海音乐学院戏曲音乐作曲班进行了两年脱产的学习，在连波、刘如曾教授的帮助下，使我对昆曲、特别是在乐理方面的知识和特点，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但古人留下的很多昆曲曲牌方面的学习书籍中，真正在制曲方面关于“依牌谱曲”的书却没有。因此对昆曲曲牌的体系我仍深感知识非常匮乏，昆曲的创作也长期处于痛苦摸索的过程――直到《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的出现。 　　十五春秋、著成佳篇 　　《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是就昆曲曲词和声腔的结合关系及其规律，进行分析研究而写成的一部巨著――也是我创作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究竟从何而来？那还要追溯到1982年的6月，苏州的两省一市昆剧汇演上首次谈及这个话题，也是在那次汇演中，上昆的陆兼之老师把我引荐给了“范例集”的发起人――王守泰先生。同年10月，南京纪念汤显祖逝世365周年，王守泰先生以此契机正式成立了“范例集”编写小组，编委9人，我当时因即将参加音乐学院的学习没有加入，直到1984年学习结束后才正式加入编写组，1985年编写组扩大到16人。“南套”的编写从1982年10月开始至1985年底初步完成。“北套”是从1989年3月开始至1993年8月完成。期间，“南套”完成后，由于人们对“范例集”的不了解、资金短缺等各方面原因，主要是摸索推进“南套”出版的工作。1986年我们在尚无寸金的情况下，为避免“南套”底稿的散失，在江苏省热心人士的关心下，做了一次油印本。写“北套”的时候，王守泰先生已经带病工作。1991年我们进入“北套”编写尾声，在病中他对“北套”做了定稿、布置了誊清和校对工作，同年10月，王守泰先生仙逝。 　　王守泰先生深知“范例集”体量大、出版难，需要雄厚资金，因此1990年底他就筹划成立了出版小组，出版小组一共召开七次会议。第一、二次的时候，王先生还在世，他走了以后，就把组长的任务交给了原为副组长的我，由我来召集会议，并接任范例集南北套统一出版工作组组长。王先生去世后，我当时在上昆担任艺术室主任、后任副团长、兼任文化部昆曲指导委员会委员，便有机会接触到北京的一些领导。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南北套得以全部出版。其中“南套”是由昆曲热心人士、中国港、台和美、日曲友出资，于199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北套”则是官办、民助结合，其中包括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中国昆剧研究会、上海文化广场发展基金、顾铁华昆剧发展基金的资助，于1997年学林出版社完成了全书的出版。 　　从全书的编写到出版，整整经历了十五年。王守泰先生生前一直非常担心，怕大家写出来的书稿出版无门，以后一搁就是一二十年。但在王老逝世的六年后，在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