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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三农问题”之我见 张明霞 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合称“三农问题”，有人把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实，三农问题不是三个问题，三农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穷”。这不是本人的新发现，邓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一语道破天机，于1988年5月25日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一文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其又于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大家想一想，如果农民都富裕了，过上了小康生活，还有三农问题吗？穷不是三农问题的本质，而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农村中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是三农问题在农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集中反映。 一、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与本质： 穷有穷的原因，穷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理论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要找到三农问题的“穷根”。这样，才好问病开方，对症下药。不然，不但治不了病，还会加重病情，既是不加重病情，也会延误治疗的时机。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深奥。问题的关键和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敢不敢于承认关于这个问题的事实和正视其中的科学道理。以本人之见，中国农民之所以穷，不是干部队伍的政治觉悟不高，也不是区位和资源条件不好，更不是农民兄弟不够勤劳，穷的根本原因抑或本质是干部队伍中的知识贫困。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合理的制度结构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回顾80年代中期，当“民工潮”刚刚启动时，我们的城乡干部带头围追堵截，甚至把“民工潮”定性为“盲流”。事实上，“民工潮”是贫困中的农民对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城市收入流和对劳动力的增量需求的理性回应，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最后，还是事实教育了我们的干部，唤醒了我们干部的科学理性。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政策和路线，是党的生命；政治路线确定之后，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干部。干部的知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和领导水平，进而决定社会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的科学化程度。如果不是这样，国家又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发展包括硕士、博士层次在内的高等教育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全党要“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试想，一个知识层次低下和知识狭窄的领导干部又如何能够具备高超的领导才能和执政能力呢？诚然，他们凭借个人经验和主观臆断也不是不能偶尔做出正确的决策，但要其避免决策的失误就十分困难。无知则无畏。也正是出于无知，人类社会历史上才会出现哪些貌似壮举但却十分荒诞的政治经济决策和种种可怕的行为后果。当今社会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结构和效益，与这个地方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知识的应用密切相关。近年来，领导干部和用人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许已成为百姓的笑料和痛斥的对象。在中国越是落后的地方，敢于坚持真理、说真话、办实事、讲实效的人才越是得不到提拔重用，甚至受到打压排挤，而发达地区则视人才为珍宝，不惜重金引进、高职聘用。对于这种一方面严重存在干部队伍知识贫困，另一方面又不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现象，实在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要不然，为什么落后地区有如此多的人才流失现象呢？ 　　因此，本人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首先解决干部队伍的知识贫困，而要解决干部队伍中知识贫困的问题，必须下大气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和用人机制，进一步加强干部教育与培训。唯有这样，中国农村发展才有希望治穷致富、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二、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中心内容和最基本任务： 　　当代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那么，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中心内容和最基本的任务是什么呢?迄今为止，这一问题未见有成效的回答。不明确这一问题，农业改革与发展就只能是“事倍功半”。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我们认为，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中心内容和最基本任务应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作为农业微观主体的农业家庭经营组织的运行效率，尤其是要有效节约和降低农户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不断提高其交易效率。诸如农业技术落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家庭承包经营权残缺，农民负担过重，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等等，都是家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