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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大改造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撰写时间： 2012 年 11月 28 日  摘 要 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他们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等诸多条件，采取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并行的方针，实行逐步渐进的将生产资料私有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的“三大改造”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并不具备坚实的客观基础条件，因此出现了许多历史性的曲折和失误，而对于三大改造的评价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和尖锐，同时又是众口不一的问题，当年国家的领导人虽然有千百种理由去推行这一轰轰烈烈的运动，但如今的我们在面对这个运动所带来的结果后，以及在如今的改革开放的影响下，对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去面对它，重新认识并评价它。 关键词: 三大改造 评价 负面影响 现下，对于三大改造的问题主要有三种评价：一种是充分肯定，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主要是在某些历史决议中；第二种是基本肯定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一些挫折和失误进行否定；第三种则是基本否定，而主要是从经济学方面对其进行解释。而我在翻阅可一些资料后，我对三大改造也基本持否定态度，没错，我不会赞成第一种观点，而对于第二种看法，我觉得不能仅仅用“搞早了，搞快了，搞急了”去解释这样一个大规模运动失败的原因（“失败”也许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在许多政治性文件中，包括一些早期的学术论文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三大改造解放了生产力。但是事实的确如此吗？我们可以来看看20世纪90年代初一批学者对三大改造期间农村的劳动生产率的统计。举个例子：从1953—1983年，每个农业人口所生产的粮食减少了22公斤，棉花减少了0．05公斤，食用油减少了0﹒8公斤。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政府在这20多年间在土地上的物质投资大为增加，如基本建设的投资增长了下7.7倍，大型机械的数量增长了464倍，化肥增长了77倍，农药增长了7倍等因素，那折算下来的农业实际生产效率则将更为惨不忍睹,而而在工业上的情况也和农业相似，“三大改造”的拥护者，认为工业与农产品的剪刀差，为国家的基建积累了6500亿的资金，但我们不能忽视比如百元积累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如果我们以“一五”时期（1953—1957年）平均75元做比较，1959年这个数字降到了19元。1960年居然变成了-0.4，而且就是我们的巨额的积累，是以人民普遍贫困化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用一种接近于“杀鸡取卵”的方式积累资源，而参照我们如今的国民收入比例，如果给群众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去追求富裕，6500亿根本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提到“自由”这个词，当时有人大胆的提出“四不自由”：吃不自由，穿不自由，行不自由，买卖不自由。（说这些话的人其后果可以想见），而所有的这些“不自由”主要是由三大改造所带来的“指令性经济”造成的，这个体制从横的方面看，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管；从纵的方面说，自上而下，层层叠叠形成一个庞大的权利金字塔，比如在公社里的干部，虽然在身份上仍然属于农民，却具有地方行政官员的全部职能，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社员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婚丧嫁娶，甚至生杀予夺都被他们牢牢控制，而另一方面，如今有一些较激烈的学者甚至认为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下的农民视为“农奴”，这也许有些夸张，但细细想来，也并非毫无道理。其实，早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之际，湖南的一位中学生就曾上书毛泽东，认为将农民像农奴一样钳制在集体，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而且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何来解放生产力之说？ 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造方面，也是强制地“自愿”完成的，资本家们白天敲锣打鼓庆祝进入社会主义，晚上回家抱头痛哭，而一些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有自身难保，也只能噤若寒蝉，而其实这批在内忧外患，三座大山重重压迫之下艰难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对于企业管理都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他们这一批人迅速萎缩了，而从历史上看，关于国营，私营孰利孰敝之争，是古来有之。最早可追溯的西汉桓宽的《盐铁论》,在官营（即如今的国营）体制下，执行政策的大小官员难免都会以权谋私，造成腐败，最终倒霉的只能是老百姓，而在洋务运动中大规模的官方工商业兴起，而其日后的破产，实际上就宣告“官营”企业是个死胡同，官营企业中充斥着经营腐败，生产成本高昂，生产效率很低，产品质量不高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改造的“公有制”，只是规模更大，陷入也更深。 宋庆龄曾在1955年写过一封信给毛泽东，信中就工商业改造提出了疑问：“我们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