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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知名逻辑学家兼哲学家的理智历程 ——苏珊·哈克访谈录 陈 波 苏珊·哈克，牛津大学哲学学士，人文学硕士，剑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英国沃威克大学哲学教授，现为美国迈阿密大学文理学院库珀高级学者、哲学教授、法学教授。其著作有：《变异逻辑》（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逻辑哲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布莱克威尔，1993）；《变异逻辑，模糊逻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一位热情的稳健派的宣言：不时髦的论文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捍卫科学——在理性的范围内》（即将出版），以及关于逻辑和语言的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实用主义、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和法庭上的科学证言的大量论文。她的著作已被翻译为西班牙文、法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德文、波兰文、俄文、丹麦文、朝鲜文和中文。关于她的工作的一卷论文集正在准备中。 陈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2003年，获得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国家科学院共同奖助的CSCC Fellowship，在美国迈阿密大学哲学系与苏珊·哈克一道工作一年。 ﹡ ﹡ ﹡ ﹡ ﹡ 陈波：哈克教授，我很高兴有这次机会对您做访谈。由于您的《逻辑哲学》一书的关系，您在中国逻辑学界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我们对您个人所知甚少。您能够谈一谈有关您个人的一些事情吗？ 哈克：好的，让我来试一试。我出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在国立小学和文法学校读书；在牛津大学，我先获得了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然后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我也获得了人文学硕士学位，在牛津大学，这只是一个形式）；随后在剑桥，当我在New Hall（剑桥的一所女子学院）任教时，我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我们家族，我是第一个进大学的人。回过头来看，我仍然认为，我的哲学教育也许开始于我的外祖父母，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正式的教育，但是在与我娱乐时，他们教我挑战卡片游戏，并向我介绍发表在报纸上的字谜游戏——我很快就喜欢上它，差不多像我外祖母一样；这也许就是最终生长为我后来用于证据结构的纵横字谜类比的那棵种子。 在牛津，我是圣希尔达（St. Hilda）学院的一名学生，我的第一位哲学教师是简·奥斯汀（J. L. 奥斯汀的遗孀）；此后，我跟吉尔伯特·赖尔学习柏拉图，跟迈克尔·达米特学习逻辑；在大卫·皮尔斯的指导下，我撰写了哲学学士论文；它的论题——模棱两可——预示了我后来的信念：许多重要的哲学错误都是歧义性的结果。在剑桥，在T·斯迈里的指导下，我撰写了哲学博士论文，我是伊丽莎白·安斯康姆的一名年轻同事，她当时刚被任命为哲学教授，通过我们之间在午餐时间的热烈交谈，我继续着我的教育。 在剑桥之后，我在沃威克大学（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新设立的多所大学之一）哲学系任教近20年（1971-90）。正是在沃威克，我准备了《变异逻辑》以供出版，撰写了《逻辑哲学》，开始认真阅读美国实用主义，并开始了与《证据与探究》有关的工作。在1990年，我加入美国迈阿密大学大学哲学系，一些年之后，我完成了《证据与探究》一书。我很快发现，我的兴趣引向了两个新的方向：我先是开始了有关一些文化和社会议题的工作，它们与我在认识论和实用主义方面的工作交叉；然后是关于专家、特别是科学证言在法庭上的作用的问题。于是，我撰写了收在《一位热情的稳健派的宣言》一书中的那些论文，包括两篇批判自我标榜的科学的“文化批评家”的夸大其辞的论文，它们最终导致了我最近完成的著作——《捍卫科学——在理性的范围内》；并且开始讲授和发表有关科学与法律的相互作用的课程或论文。这些兴趣是我目前职位的反映：作为库珀高级学者，我每年为文理学院讲授一门跨学科课程；作为法学教授，讲授一门有关科学证言的法律的课程。 当我在沃威克时，我也在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美国拥有访问职位。在前10年左右，我除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量旅行外，我已经对欧洲做了许多专业性访问，特别是西班牙（在那里，我是坎普斯特拉·圣地亚哥大学的访问教授）、斯堪地那维亚（在那里，我是丹麦阿胡斯大学的访问教授）以及巴西。在上世纪80年代，我获悉罗毅已经把《逻辑哲学》一书译成中文，并且该中译本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然，我非常高兴，由于你已经完成的《证据与探究》的翻译，以及我们合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编的《当代西方哲学译丛》，我也能够与中国的同行们交往。 陈波：《变异逻辑》是您的第一本书（在《劳特里奇哲学史》第九卷《20世纪科学、逻辑、数学的哲学》（1996）中，它被列在逻辑学的大事记中），它出版于1974年，并且在1996年以一个新的、扩大的版本重印。你自己认为，你在这本书中阐述了什么重要的观念？ 哈克：我想说，我清楚阐述了变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