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美学文档..docVIP

中国古典美学在其长期的发展中，产生了许多独特的、内涵丰富的美学范畴。这些范畴乃是古老的民族智慧、人生态度和艺术心灵的凝淀。其中最能代表中国古典美学之精神的，我以为莫如“意境”、“传神”、“虚静”和“韵”。 “意境”体现释、道精神所培育的审美心灵及其艺术形式；“传神”体现中国艺术的超越性追求；“虚静”体现中国文化（包括审美）的根本特征；而“韵”则体现了士大夫文人所特有的人生态度、审美体验和艺术理想。研究这些范畴，对其进行可行的逻辑和历史的分析考察，挖掘其深厚的内蕴，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古典美学的特征，并进而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的本质意义。同时，采用现代致思途径，用现代精神去引发古典的智慧，能使我们获得一种新的、更深邃的启示，从而丰富我们的体验，使我们在纷纭万变的现代世界安身立命。而且在理论上亦有助于建立一个具有民族特色、表现民族智慧的新的美学体系。 不过，这种研究有其特殊的困难。不同于西方美学范畴，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并非严密的理性思维的产物。“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均显现出不确定性和不清晰性，外延的广阔性与内涵的丰富性并存，不符合形式逻辑内涵与外延成反比的规定，是朦胧性、动态性、具象性、多义性综合成的整体性范畴，不符合知性规定的‘非此即彼’原则，具有‘亦此仪彼’的模糊性特征，是由模糊子集在中介变量过程中所形成的模糊集合。”[1]这种模糊性特征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因。中国古代重血缘宗族、祖先崇拜，加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维持了超稳态的社会结构，从而形成民族的务实、尊老、守成的心理倾向。与西方有别，中国古代不注重神秘奇异的彼岸世界，而注重日常的现实世界；不注重新生力量，而注重成规不变的传统。中国的思维方式，亦长期地停留在一种经验性理智的水平上。这种心理倾向和文化背景，直接影响到美学理论的发展。表现在美学范畴上，就是一旦某一范畴得以确立，后人就很少再改变它的形式，但新的审美现象和文艺的进一步发展又急需新的概括与阐释，人们于是就在旧有的形式下注入新的内涵。这样，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美学著作中，往往同一范畴却有不同的涵义，从而使范畴形式的凝固性与范畴内涵的多义性合而为一，表现出模糊性特征。[2]正是这种模糊性特征，造成了我们的研究工作的困难。从而，我们只能通过对大量分散的材料的综合考察，去发觉不同时代和著作中同一范畴形式的不同涵义，发现某一范畴的形成过程及发展轨迹。本文将首先对“韵”加以研究探讨，这一探讨从魏晋开始。 一、风韵迈达 魏晋是一个矛盾而混乱的时代。与与黑暗政治、悲惨人生相对的，是纯粹哲学的建立、抒情文艺的诞生、自由心灵的开放，产生于这一时代的“韵”这个美学范畴，很能体现魏晋精神的玄远超脱、智慧深情的特征。 汉语中的“韵”字出现很晚，大约在汉魏之间。经籍上没有“韵”字，汉碑上也没有“韵”字[3]。操植《白鹤赋》“聆雅琴之清韵”[4]的“韵”字，很可能是我们最早见到的“韵”字。在此之前的“均”、“钧”两字，训诂者多以为即是古“韵”字[5]。“钧”、“均”都是古代调音的器具，有“调”、“和”之义。由此可见，“韵”字本是一个同音乐及音乐的和谐之美有关的字。嵇康的《琴赋》讲到“韵”：“于是曲引向阑，众音将歇，改韵易调，奇弄乃发。”[6]《世说新语·术解》记载：“荀勖善解音声，……自调宫商，无不谐韵。”[7]《世说新语·任诞》注：“左将军桓伊善音乐。孝武饮宴……名伊吹笛，伊神色无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8]这里的“韵”都是指音乐的旋律、律动。 “韵”字出现后，随着文字学上声律之学的发展，更多地被用来指称韵脚之韵、压韵之韵，如晋吕静的《韵集》之韵便是如此。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说：“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9]这种意义上的“韵”，当然也同语言文字的声音之美有关。 以上两种意义的“韵”，尽管与艺术创作活动有关，但还不是美学范畴。作为美学范畴的“韵”，出现在魏晋的人物品藻中。所谓人物品藻，原本是一种政治性的选拔人材的活动。在汉末魏晋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受门阀世族所操纵，这种“论人材优劣”[10]的政治性人物品藻很快失去了意义。正始以后，人物品藻从政治实用的，发展成哲学的和审美的。哲学性的人物品藻和玄学的发展相联，此处暂不论。后者作为对人物的才情风貌的审美品评，和对超脱自由的人生境界的最求相联，带有重才情、崇思理、标放达、赏容貌的特征[11]。这种品评是一种审美直观，从一个人的外在的形体、容貌、语言、声音、举止、风度等外在方面直觉到其精神、智慧、才能等内在方面。由外以知内，由形以征神，在感性观照中把握“存在于生命深处的本体”[12]。 在审美性人物品藻中，“韵”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在《世说新语》可以见到“拔俗之韵”、“天韵”（以上见《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