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反主体与福柯.docVIP

反主体主义与福柯 摘要：福柯是当代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以批判的视角建立了自己的反主体体系。一方面是对古典时期笛卡尔理性主体的颠覆，另一方面是对现代康德人类学的攻击，从而建立起全新的主体价值论体系。他反对理性要给非理性以地位，反对主体要给主体以多样性，最终在具体的科学世界中寻找出路。 关键词：福柯；笛卡尔；康德；癫狂与非理性；词与物；主体；人类学 福柯(1926-1984)出生在法国维埃纳省省会普瓦蒂埃的一个医生家庭，他从中学时代就倾心于哲学研究。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师从阿尔都塞等当时法国著名学者。大学时，他曾加入法国共产党，但由于无法接受法共的领导，很快就不参加党的活动，并于1951年退出法共。1968年，他支持过巴黎学生的“五月风暴”。1970年，他被聘入法兰西学院，教授思想体系史，直至去世。福柯是20世纪法国举足轻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是“最伟大的现代哲学之一（德勒兹）”。新闻周刊《新观察家》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他的才智宽广无垠，拥有令人心悦诚服的力量，他的判断之严谨，又是极尽苛酷”。他以炼金术般的语言、超乎寻常的思维、奇异的视点和宏大的理论走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绝对体验证实着他挥之不去甚至摄动心魂的思想力量。福柯的代表作有如《疯癫与非理性：理性时代的疯癫史》（1961）、《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5）和《性经验史》（1976、1984）。 知识、权力、主体、性是理解福柯思想的关键词，这些范畴贯穿于福柯一生的哲学论述和理论精华之中。福柯毕生都是在实证经验的基础上探寻主体与真理游戏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主体是如何进入到真理游戏之中的。按照福柯自己的表述“我最近二十多年来的工作目标，即不是分析权力现象，也不是为此分析提供基础。我所研究的，毋宁说是探索我们文化中，有关我们人类的各种不同的主体化模式的历史”。[1]“我研究的总题目不是权力，而是主体”。[2]福柯对于主体化模式的历史剖析是从科学理论的层面和强制实践的层面来进行的。“按照福柯自己的说法，他的全部著作都在论述同一个问题：当人感到自己是疯子（《癫狂与非理性》），当人自以为是病人（《临床医学的诞生》），当人思忖自己是活着的、讲着话的和劳动着的人（《词与物》），当人判定自己有罪并自我惩罚（《监督与惩罚》），当人自认为是欲望之人（《性史》）时，人是通过哪些真理游戏来思考自身的存在”？[3]福柯对主体的反思和批判是建立在对笛卡尔和康德主体思想的批判基础之上的。 17世纪的笛卡尔哲学是西方所有哲学的共同基础，他核心的思想就是“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我怀疑，我思故我在”是说思维的“我”是不可怀疑的，“我思哲学”从我思依次推导出自我、上帝和物质的存在，笛卡尔的我思包含着愿望、理解、设想、断言、否定、想象和感觉，我思就是我思我的愿望、我思我的理解、我思我设想、我思我断言、我思我否定、我思我想象和我思我感觉。“我思”是笛卡尔在面对思想对象之前就存在着的第一个明显的本源。它强调先验“我思”的绝对地位，也就是承认理性的不容怀疑的价值。笛卡尔把世界看作是井然有序的对象，这样就建立了主体与客体、必然与偶然、同一与差异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确定主体可以通过理性的力量来把握真理。自笛卡儿以来现代哲学流派大多以主体为基础，坚持主客二分基本框架。主体是一切哲学反思的原点，所有问题都围绕主体展开并试图从主体中找到答案。为此，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主体把所有那些不符合新合理性要求的思维、行动和存在方式从西方社会生活中排除掉了。一方面，笛卡尔在肯定理性至高地位的同时，理性压抑非理性也带来严重的后果。当文艺复兴驱除了宗教蒙蔽，却创造了另一个理性的信仰，祭起了理性主义的高牌。另一方面，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把存在（“我在”）、个别个体（“我”）和意识（“我思”）三者都等同了起来，排除了作为无意识现象中的梦和癫狂，作为共同体现象的语言，变动布局的历史经验。“这种理性揭穿压迫和剥削之所有表面的形式，只是为了用无懈可击的合理性本身的统治来取而代之，主体性被膨胀为虚假的绝对，就由主体性确立起来的这个制度把觉醒和解放的种种手段转化为对象化和控制的工具而言，这个体制在这种十分隐蔽的统治形式中就确立了令人不安的免疫性”.[4]“理论家直指以主体性原则为基础并归结为目的的合理性的理性，批判狭隘的启蒙的权威主义固守自我意识原则和主体性原则而导致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客观化”。[5] 《癫狂与非理性》中所有的历史证据，都是在暗暗围着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来组织的，那个问题就是：“我如何变成现在的我，我何苦要为做现在的我而受苦受难”[6]在《癫狂与非理性》中，福柯用精细的区别、严谨的分析，在历史的缝隙中找寻有关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