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女权主义全.docVIP

父权制（PATRIACHY）《政治学核心概念》2013年版 从字面意思来看，父权制就是由父亲（拉丁文pater）实施的统治，也指一种在家庭内部丈夫或父亲居于支配地位而妻子和孩子居于从属地位的现象。然而，为了引起人们对妇女所受压迫和剥削之整体性的关注，这一术语在更多情况下指的是“男人的统治”（‘rule by men’）。因此，父权制的用法意味着，整个社会中的男性权力体系既反映了家庭中的父亲统治，也根源于这种统治。这一点在激进的女权主义口号中得到了印证：“个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凯特米特*女权主义第二浪潮的出现，父权制概念被引入了更为广泛的政治讨论之中。其价值就在于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性别的政治意义和女性与男性的政治关系方面。常规的*政治理论将性别关系视为理所当然，而女权主义论者却从父权制概念出发将性别关系视为男权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但是，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对父权制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来说，父权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它强调性别不平等是有系统的、制度化的和普遍存在的。许多激进女权主义者都指出，父权制存在于所有社会制度和每一个社会之中，而不论其为当代的和还是历史上的。因此，父权制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与根据国籍、*社会阶级、*人种或*种族等标准进行的划分相比，性别划分更深刻，也更有政治意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则不同，他们强调性别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联系，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看成是相互依赖的统治体系。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有时候则不太情愿使用“父权制”一词，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将性别划分置于其它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之上；而且，他们是根据*权利和资格的不均衡分配而非系统的、制度化的压迫来理解性别划分的。后女权主义理论家进而指出，女性（至少在发达社会中）已经取得的进步表明，父权制已不再是一个有用的或合适的术语，而且人们对父权制度及其实践也已进行过实质性的改革。 妇女状况详考 《现代政治分析》2012年版 妇女，提供了又一个政治态度和倾向发生变化的惊人例子。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地球上所有地方的妇女都受男人的支配。例如，在英美习惯法中，已婚妇女不可以拥有个人财产：她全部的个人所有物在法律上都属于她的丈夫，正如这些所有物在她结婚之前属于她的父亲一样。她不得以自己的名义签署有约束力的契约，也不得立遗嘱。的确，根据十八世纪后期出版的威廉·布莱克斯通《英格兰法释义》……也是对他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损害。” 即便是在所有别的多头政治制度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完全建立起来之后，妇女的完全公民权利，特别是选举的权利和在公共部门任职的权利，仍然没有得到承认。正如我们在第八章看到的那样，事实上多头制国家就是男性（在美国是白人男性）的多头制国家。即使是那些民主制度或共和政府的著名倡导者也不理会（或干脆漠视）妇女应该成为完全公民的要求。他们多半都采取了一种压倒性的看法，即妇女适合的角色是结婚、生育、家庭，而非政治。例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虽然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但他从未昌言妇女应获得投票权，而且还多多少少地把男人在家庭事务中必须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当成是天经地义的。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有时被说成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与平等主义者，但他也向妇女宣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在为一篇关于人类不平等的根源的论文所写的题词中宣布的）：“你们这个性别的总量将会永远决定我们性别的总量”，但只是作为妻子和母亲而非公民。虽然独立宣言信誓旦旦地声明，所有的人生而平等，然而它的主要作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却宣称“妇女必须永远被排除在公共的评议和职位之外，因为如果她们‘混杂在男人的集会之中’，就会导致‘道德的沦丧’。” 我们虽然不可能追溯男人支配权的历史源头，但却可以在男女的身体差异中找到一个貌似非常合理的解释。男人通常比妇女更重、更高，身体也更强壮，因而也比妇女更有能力通过武力、强制来实现他们的意志。而且，妇女生育和照顾小孩的角色也加剧了她们的脆弱性。妇女的从属角色一旦被确立起来，就会被习惯、传统、惯例和教义进一步强化。但除了暴力、强制、习惯和教义之外，妇女的从属角色还受到了法律的支持，而站在法律背后的正是国家权力。 就连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他们的好几代人大都是男的）也采取并因而强化了从男人的视角来解释妇女的倾向。著名理论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都“陷入了相同的观察偏见。他们含蓄地把男人的生活确立为标准，在阳刚之气的笼罩下来塑造妇女。”因此，他们在阐述自己的人类发展理论时，要么极少或干脆从不系统地关注女性，要么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