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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年来主流刑事司法研究倾向应当反思 　　当前学界“西化”现象盛行，主流刑事司法研究呈现出重个体利益轻社会利益、重程序正义轻实体正义、重轻刑轻严打、重英美模式轻大陆模式的“四重四轻”倾向，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法律认同感的形成，也对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但造成了当前中国刑事司法理念的思想混乱，进而也对司法实务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果。因此必须切实扭转这种“纯西化”的刑事司法研究倾向。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刑事司法研究应当把增强社会大众的法律认同感作为价值导向，把满足和适应广大民众的司法需求作为基础和目标，不断创新和完善刑事司法理念和制度。 　　弗朗兹·伯姆曾经说过，在对事物进行整理安排之前，我们必须深入它们之中，谛听它们的声音【1】。同样，我们在对社会行为进行“整理安排”之前，也应听听社会老百姓的声音。司法活动应当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社会大众的认同感作为司法实践的导向。因此，刑事司法研究与实践，乃至整个法学研究与实践都应当立足社会本土，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增加社会福祉作为核心价值观念，循序渐进，逐步树立起适合中国实际的刑法理念，这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人民性的本质体现。 　　而近些年来，主流“西化”学者脱离中国实际，不考虑中国民众的认同度，对源自西方的现代司法理念作了许多教条、片面的理解，甚至进行了简单、机械的移植，用所谓的“西方先进法律思想”【2】对中国的立法和司法极尽指责和批评之能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法律认同感的形成，这不但对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对司法实务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果。就刑法领域而言，多年来，由于法律的话语权被主流法学家所控制，其照搬西方的一些法学理论造成了当前中国刑事司法理念的思想混乱，进而影响了司法实务，这也是当前对刑事犯罪特别是黑恶势力犯罪打击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家理论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应当反思一些谬误，那么，刑事领域的所谓主流法学家更应当进行反思，因为，他们反复鼓吹的主流刑事法律思想是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是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因此笔者认为，对近年来中国法学界主流刑事司法研究倾向应当进行反思，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揭示其主要问题。 　　一、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上存在重个体轻社会的误区 　　法律以何种姿态出现，采取何种价值取向，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这种社会根源主要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而社会变迁的直接表现即为利益格局的调整，从根本上说，法律本身即为调整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工具，它也是由一定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3】。实际上，关于秩序维护和权利保障、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争论，在法学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在自由经济学说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社会崇尚的是个人独立和自由，个体权利得到极度尊崇，个人人格得到绝对尊重，政府充当着“守夜人”的角色，所谓“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整个社会包括立法的价值取向也自然趋于个人利益本位。而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原有的自由放任主义也导致了各种矛盾的空前激化，国家干预成为社会的需求，社会安全和秩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政府由“守夜人”角色逐渐向必要的“指挥人”适度转变，对私权的限制也成为法律和国家政策上的经常话题，强调社会公共利益日益取代了对个人利益的最大保护。近些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原已存在的社会问题加上受恐怖活动的影响，即使为国内学者倍加推崇的注重“人权保护”的西方发达国家也纷纷调整政策、制定法律，进一步加强了国内安全体制建设，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同时为有些西方国家所津津乐道的“小政府、大社会”状况也受到质疑【4】。由此可见，法律的态度和导向均是取决于本土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可能脱离其社会现实和社会民众的意志而独立存在。 　　我国已于1997年和1998年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国际公约向来被一致认为是国际人权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于2001年批准了前者，该公约已正式在中国发生法律效力;而对后者，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研究公约所涉及的重大问题，不断改革制度促进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以创造条件争取批准这一国际公约。十年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进宪法、收容遣送制度走向坟墓、死刑复核也收归最高法院，这些实质性的行动充分说明，中国政府正在为履行公约义务而努力着，并竭尽所能采取措施保证公约在国内的执行。仔细分析我国现行法律，可以发现公约中的大多数权利已在我国得到体现。诚然，批准公约与简单刻制公约是两回事。遵守公约、保障人权自不能脱离其基本精神，不能抵触其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