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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主题分化与社会学研究范式整合　　另一位思想大师哈贝马斯更是从对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展露批判的锋芒与建设的勇气。在理论上，哈贝马斯首先批判了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和“科学的政治观”。前者认为所有知识的建构应该以自然科学的模式为典范，因为自然科学知识充分表现出其可以“客观验证”的特征;后者则认为科学知识是可以客观地解决一切政治和道德上的问题(参见杨善华，1999：171)。这一点正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所指称的含义。与很多后现代社会学家一样，哈贝马斯指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由一系列的价值和意义构成的，不可能用自然科学的程序与方法去证实，因而作为社会研究者也就不可能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客观态度进行观察和研究。此外，在对从狄尔泰到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寻求一般性或普遍性原则批判的基础上，哈贝马斯(1999)认为应当把寻求人类的彻底解放作为根本的理论目标，所以应当倡导人们根据自己的解放兴趣在理解与解释活动中开展对社会消极因素的否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在现实上，哈贝马斯用“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一概念来描绘现代资本主义的病态。哈氏反对科学原则和工具理性对原初生活世界的入侵，认为工具理性只是生产世界或科学世界的理性原则，在生活世界中应遵循交往理性。工具理性面对的是外在的对象世界，而交往理性展开的主观层面的意义世界，它要求通过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和可沟通性原则达到交往行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参见刘少杰，2002：318)。似乎可以这样说，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论既是批判、重建现实的社会学理论，又是批判、重建理论的社会学方法论。 　　如果我们将吉登斯、布迪厄、哈贝马斯的理论观点做个简单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他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当然，这种相似可能只是研究主题与方法原则上的，而不是细枝末节的论述上的)。首先，对以往理论的建设性批判与反思。主要体现在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挑战上，如吉登斯用结构的二重性取代主客二元论，布迪厄以关系主义方法论去调和客观主义物理学与建构主义现象学的对立，哈贝马斯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和传统解释学的批判，并提出 “沟通行动论”，等等。其次，现代性的社会学反思。表现在吉登斯对风险、信任、时空抽离化等的论述，布迪厄对性别、权力、符号暴力的阐释以及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内在殖民化的抵制。再次，实践的生存论转向。三位理论家都对实践有独到的解释，如吉登斯的实践意识、布迪厄的实践感、哈贝马斯的言语实践，其共同之处是打破实践的物质性维度，而将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意识纳入其中。第四，重视语言的社会意义。如吉登斯对谈话与反思性的关注，布迪厄主张反思社会语言的偏失，并将语言放入实践中来理解的观点;而在哈贝马斯那里，语言更是处于交往沟通的核心地位，是达成理解与共识的基础，是交往沟通的灵魂。第五，对人生意义的关照。可以说这一点是上述四方面的意旨所归，三位理论家对当代社会人的生存境遇予以深度关注，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这与长期植根于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与定量方法的泛滥形成鲜明对比。 　　更进一步说，三位理论家的核心共性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之：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反思。具体说来，反思社会学主要是对以往社会学研究中多元范式纷争的反思，其中以对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人文主义社会学对立的反思为主。他们都主张打破这种二元对立，既反对实证社会学的“强结构——弱行动”的范式，也反对解释学“强行动——弱结构”的范式，强调从实践出发实现对事实与价值的双重关照。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对自我的反思，诚如古尔德纳(Gouldner，1970： 489)所言：“反思社会学的历史使命，在我看来是使社会学家转向对他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的深入洞察、丰富新的感受力，进而将社会学家的自我意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社会学的反思是运用社会学的概念框架和思想原则对人类社会重新描述、解释和预测。社会是变化不经的，变化中的社会要求社会学自我深化和超越，充实自身对社会现实的解释能力。而这种社会学反思的核心，在我看来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而且这是最根本的反思。它不仅关系到如何认识前进中的人类社会，而且决定如何建构基于社会现实之上的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更进一步说是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在多元分化中的深度融合。 　　可以这样说，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反思的根本就是对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二元对立的反思。这一反思的结果就是后现代社会家的理论超越，即建构一种崭新的从日常实践和生活世界出发的、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后现代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标志着社会学进入快速而成熟的发展时期，它以自觉地反思性梳理自己的学术神经，以广阔的胸怀吸纳着其他学科之精神，以直接现实性的学术视野在真实的生活世界里揭示出人生和社会更深刻的真谛”(刘少杰，2002：81)。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