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牛河梁遗址看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12月底考古所论文集用）..docVIP

从牛河梁遗址 看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 郭大顺 20世纪80年代中期辽宁省西部山区红山文化坛庙冢和以龙形玉为代表的玉器群的考古新发现，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苏秉琦先生以红山文化的这些考古新发现为主要依据之一，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和中国文明起源的“三部曲” （古国—方国—帝国）和“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观点，以为红山文化为“原生型”“古国”。这一系统论述，特别是“古国”的概念，已引起史学界以致历史教育界的关注1。从牛河梁遗址所见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十分有助于对苏先生关于“古国”概念的理解。这里分五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积石冢所具有的“群体间极强的独立性”为主的社会分层 红山文化墓地已发掘5处，其中有4处可明确定为积石冢性质，即牛河梁、胡头沟、四家子、白音长汉2，可知，积石冢是红山文化墓葬的主要形制。这四处积石冢中，又以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群规模最大，发掘材料最为丰富，也最具典型性。 牛河梁遗址已发掘的积石冢为第二、三、五、十六等四个地点，这4处积石冢都各自选择在一个独立的山冈之上（图1），有单冢，也有为冢群，如第三、十六地点为单冢，第二、五地点分别为四冢一坛和双冢一坛组成的冢群。每个冢内有的只一座大墓，如第五地点1号冢；有以一座大墓为中心附以小型墓，如第二地点2号冢和第三地点；有为多墓分行排列，如第二地点1号冢。墓上封土积石并砌筑整齐的冢界（图2）3。 以上红山文化积石冢布局和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于每个冢或冢群都各自处于一个独立的山冈之上，每个冢又都砌出明确的冢界，这就使每个有积石冢的山冈、每个山冈上的各个冢之间，都自成独立单元。同时，由于中心大墓的确立，冢与冢、墓与墓之间的主次关系也很分明，与同时期其它史前文化常见的墓群相比，后者虽也有大小墓之分和大墓相对集中的情况，但都在同一墓区，连成一片，很难找到明确的分界，而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单元分化则至为明确，这就为探讨当时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既较为完整成系统又更为直接的资料。 根据牛河梁积石冢的初步分期结果，已发掘的这四个地点和其他地点的积石冢，都是大约同时形成并经过了相近的时间变迁的，故每个山冈上的积石冢或积石冢群，都为同时并存的独立单元4。有已注意到这种现象，并同部落、氏族、家族相对应5。其实这种已有很明确单元界限并具有严格的层次性的埋葬形式，除多冢共处一地，多墓共处一冢尚具有氏族公共墓地的一些基本特征以外，其单元分化至为明确的基本形态，早已超越了以血缘纽带维系的那种氏族公共墓地的形式，而是表现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有群冢的单元，每个冢又自成单元，各个冢之间以石墙为各自的界限，独立性很强，而每个冢内各墓又分行排列，各单元之间、不同的行之间和诸墓葬间都显示出较多差别。如果以每个山冈的积石冢或积石冢群代表一个基本单元，有群冢的每个山冈上的各个冢是基本单元下的次单元，每个冢内各行代表次单元中更小的单元，再将冈间远近大小所表现的亲疏也考虑在内，如第二地点与第三地点之间，相距甚近而规模规格悬殊所表现出的可能具有主附关系的冢群，那么，红山文化的单元分化已表现出一种依次分层的“金字塔式”结构。而每座山冈上冢的多少，各个积石冢之间规模的大小，可能就是各个单元集团的大小、强盛，每个集团内部组合、兴衰过程的反映。这是红山文化积石冢反映社会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牛河梁积石冢所表现的单元分化，在红山文化聚落分布中也有相应的反映，这主要是指内蒙古敖汉旗境内调查的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6。 敖汉旗境内调查的502处红山文化遗址，有依丘陵之间的河流为纽带分组群分布，全旗6条较大的河流，将红山文化遗址分出6个组群，即大凌河支流组、牤牛河组、教来河组、孟克河组、蚌河组和老哈河组。每组又可依其群体组合情况分出近百群聚落，每群的遗址点数量，一般在3～5个，较多的可达20余个。每群中依遗址规模大小都可分出不同等级，小遗址一般在四、五千平方米，大遗址达3～10万平方米，更大的达2～3平方公里，最大的一座遗址竟可达到6平方公里。其中发现遗址点较多的孟克河流域，已可分出10余个遗址群，位于最下游的的份子地遗址群，共有6处遗址，它们分布在孟克河下游南岸东西长10余公里，南北宽4公里的平缓台地上，面积达6平方公里的大遗址就是这个遗址群中处于中心位置的遗址，其余5个较小的遗址分布在周围，面积在3万平方米左右。中心大遗址又以10米左右宽的空白带相隔而分为几个小区。一些大遗址都设有壕沟，采集到一些大型玉钺等等级较高的器物，有的大遗址附近还发现有陶窑区、积石冢和玉器作坊分布。 以上积石冢和聚落址的单元分化情况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已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基层单位。 二．以中心大墓为特征的积石冢体现“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 红山文化积石冢所能表现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