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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决权,人权与主权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民族自决权，人权与主权 这一理论困境有两个方面。 　　第一，正如耶鲁大学政治学家达尔(robertdahl)所指出，民主选举只能决定即定政治体内部的事务，却不能用于决定政治体的边界，因为民主选举的多数原则的计算，已经预设了大家共同接受的政治体的边界。若硬要以投票公决形式推行“对内民族自决权”，必不能对各民族一视同仁，如克罗地亚内的塞族就没有获得民族自决权。 　　第二，如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伍得渥德(susanwoodward)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过全民投票公决以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民族自决方式，在一多民族交叉居住国家内，必然逻辑上导致种族清洗。这是因为，只有把“不可靠的人口”强迫转移出去，才能确保全民投票公决投出“独立”的结果。既然美国和欧盟明确说明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和民族获承认为独立国家的条件是相关地域上的全民投票公决，那么各方对它方的种族清洗就不可避免了。伍得渥德以大量资料为证，说明严重的非人道暴行的出现，是为了通过恐吓以造成强迫人口转移，并非如西方主流新闻媒体所报导的那样是源于几世纪之久的民族仇恨。 　　可见，“对内民族自决权”等于尊重人权和民主选举权的理论，一经运用于南斯拉夫解体危机，却造成了空前的破坏人权的灾难！显然，人权于主权之间并不是孰高孰低的关系，如把“对内民族自决权”绝对化，以之任意改变国家主权，其逻辑结果必然是严重践踏人权的种族清洗。 　　当然，许多在前南斯拉夫进行战争采访的西方记者，的确出于人道主义和人权关怀写作了大量关于暴行的报导。但由于不了解南斯拉夫解体的深刻政治经济背景，他们往往要么把战争原因归于根深蒂固的民族仇恨，要么归于单方面的塞族“入侵”。很少有人像伍得渥德那样，对南斯拉夫解体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简单地说，在伍得渥德看来，南斯拉夫解体的内因是两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南斯拉夫1974年宪法赋予各共和国对联邦政策的否决权；另一方面，南斯拉夫早在60年代就已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惯例”已相当“结轨”，故深受70--80年代全球债务危机的影响。从1983年开始，南斯拉夫就接受旨在确保偿还外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改革方案”。1990年1月，南斯拉夫更和波兰一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缩经济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造成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　　科索沃省失业率高达54%)，从而给各种狭隘民族主义甚至半法西斯主义大行其道提供了土壤。相对富裕的斯洛汶尼亚和克罗地亚共和国也想“甩包袱”，频频利用1974年宪法赋予各共和国对联邦政策的否决权，直至最终宣布独立。更有甚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确保南斯拉夫有能力偿还外债，在“结构改革方案”期间要求经济权力高度集中，这是科索沃省的自治省地位于1989年3月被取消的直接原因之一，从而向今日的科索沃危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因此，伍得渥德说，若不正视南斯拉夫解体的深刻原因，而一味在新闻媒体中进行人道主义诉求(特别是以此为西方国内政治竞选的某一方拉票,如克林顿1992年竞选班子的主要策略之一是攻击布什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不人道”)，实际上是一种“假人道主义”(false humanitarianism)，是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高高在上的“人道主义”。试想，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进行“休克疗法”，西方银行家对南斯拉夫外债有所减免，那么，南斯拉夫今天很可能依然健在，也无须“人道主义援助”了，北约更无法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对南联盟平民和基础设施狂轰烂炸了。 　　主要参考文献 　　s.burg and p.shoup, the war in bosnia-herzegovina: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m.e. sharp, inc., 1999 　　antonio casss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a legal reappraisal,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95. 　　susan woodward, balkan traged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民族团结先进个人事迹材料 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事迹材料一个人民满意的好干部——记XX镇镇长李志培李志培同志，生于1970年，现年35岁，大专文化，彝族。该同志中学毕业后就到部队服役，并在部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退役后被分配到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曾任办公室副主任。2003年4月因工作需要被调到XX 阅读全文 民族宗教蒙语工作十一五规划 十一五期间，我局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