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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论 文 摘 要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重要制度，但是在现今，调解制度却走入了困惑，主要是旧的调解制度体系不完全符合新的社会条件，但新的调解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在探讨中，也许我们追溯调解制度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参照国外的种种规定会不无裨益。 在原始社会中，有组织和秩序的存在。在奴隶制社会中，也确立了调解制度对于解决冲突和纠纷的地位。在封建社会，调解则始终被封建统治阶级作为推行礼治和德化的工具。 中国古代的民事调解制度虽然形式多样，但作为统治阶级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是与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理念分不开的，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有着独特的原则和特点。在近代，法律的频繁改制社会的动荡并没有导致调解这一个传统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得到衰败，相反，正是由于这个时期的法律的频繁改制导致的法律缺失使得这一个时期的纠纷很大一个比例仍然是由调解来解决的。在现代，建国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十六字方针”(“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一直被奉为民事审判的最高指导原则。 我国现今的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某些行政机关以及仲裁组织和人民法院。 首先，我们应当增加调解制度的程序性，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优势在于灵活性，克服诉讼的刻板和僵硬，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其应有的原则标准等要有具体的规范措施，而不应因为其灵活性而使其无从把握，制度稀松。其次，调解并不意味着“和稀泥”，应当分清是非，调查事实，保障当事人应有的权利。再次，我国现在的调解种类繁多，由此带来的调解协议也有所不同，但在我国的法律规定中，对于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的后续程序方面的规定却较为模糊，有些规定党政军缺乏合理性，实践中带来了一定的程度的混乱，阻碍了调解制度的发展。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重要制度，但是在现今，调解制度却走入了困惑，主要是旧的调解制度体系不完全符合新的社会条件，但新的调解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有探讨中，也许我们追溯调解制度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参照国外的种种规定会不无裨益。 一、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渊源 调解制度在我国渊源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中，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和法律，但是却有组织和秩序的存在。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有矛盾和纠纷的产生，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争端和纠纷，都是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在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1]由此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中，纠纷和矛盾的解决通常是由当事者所在的氏族或相互协商解决的；部落之间的纠纷和争端，是由有关的部落首领，按照原始社会长期形成的习俗、习惯，相互协商解决的。而对氏族个别不遵守习惯的人，则产依靠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的力量，采取调和的办法，从而达到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目的。可以说，这是调解的原始形式。 在奴隶制社会中，同样也确立了调解制度对于解决冲突和纠纷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周代的地方官司吏中就有“调人”之设，职能是“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2]也就是调解纠纷的人。而在春秋时期，孔子可谓是我国古代的调解制度的理念的创始者，他憧憬着“必也使无讼乎”的社会，在孔子当鲁国的司寇时，竭力主张用调解的方式处理家庭内部的讼争。 在封建社会，调解则始终被封建统治阶级作为推行礼治和德化的工具。孔子的无讼的理念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调解制度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形式更多样化，一般有民间的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官府调解。民间自行调解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各自邀请乡邻、亲友、长辈、或在当地民众中威望的人出面说合、劝导、调停，从而消除纷争。宗族调解是指宗族成员之间发生纠纷时，族长依照法族规进行调解。乡治调解则是一种半官司半民的性质的调解，自周代起，我国就有了治组织。春秋战国乡时期的“调人”，就是当时乡治组织的负责人，秦汉的“乡强夫”，南北朝时的“里长”、“里正”，元代的“社长”，清初的“里老”、“甲长”、“保正”等，都是乡治调解的主持人，这种调解通常是有官司府批令，并应当将调解的结果报给官府，如果乡治调解成功，则请求销案，如果调解不成，则需要禀复说明两造不愿私休，从而转由官府的审理。组织主持调解的主体主要是州县官和司法机关，由于中国古代行政官员兼理司法的传统，故司法机关的调解包含在官府调解形式之内。 二、我国古代民事调解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民事调解制度虽然形式多样，但作为统治阶级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是与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理念分不开的，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有着独特的原则和特点。 首先，中国古代提倡的“无讼”一直被统治者视为是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此观念的支持下，息事宁人成为民事调解的重要原则，也是首要的目标。另一方面，民事调解制度的制度构成也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