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起步与经济法的产生.docVIP

改革起步与经济法的产生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法的形成有着紧密的联系，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下的“渐进式”发展进程为经济法的形成创造了深厚的经济基础，经济法也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从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最初的进程，来分析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及其特点。 一、计划经济体制不需要经济法 经济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端原因，是社会化大生产与财产私有制之间的固有矛盾，促使这一新型的法律部门得以出现。经济法作为新型法律部门，其产生需要一系列的主客观条件，简而言之，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国家自觉、主动、适度地介入经济生活，发挥其经济管理职能，既需要发挥市场的积极调节作用，又要防止走向反面，阻碍经济竞争与自由，还需要维护社会整体、长远利益。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社会个体利益及意志不一致的情况下，经济法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呢？ 1949年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其直接后果是新中国几乎从零开始它漫长的法制建设历程，但遗憾的是，一张白纸上并没有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其实，将旧法制一概否定与对新法制的不太重视并片面理解，深层的原因是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的运作是靠计划和行政命令，民间的纠纷靠老百姓所在的基层社会组织调解处理了。在这样的法制建设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制建设呈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行政性、临时性，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也是处于低位阶的状态。因为在否定价值规律、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下，经济活动主要通过行政系统以计划的方式、行政管理的手段去实施完成经济任务，必然具有浓重的经济行政法特点。尤其在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对法律作片面理解看待的年代，经济立法只不过是配合国家经济政策执行的一种工具。 以“一化三改”时期为例，过渡时期总路线在1954年写进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相关的经济立法也陆续颁布。但是，随着私有制的逐渐削弱，公有制逐渐强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型，商品交换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少，经济立法的计划性逐渐增强，“有些法规规定合作社采取合同经营制，但这些合同逐渐失去了传统民事合同的一般含义，计划因素一再增强”，总体来说，“这些法规体现了当时的政策并从属于政策，法规实施的结果往往融人政策实施的后果之中，很难单独加以考察”，“同时也表现出政策优于法律法规的倾向，甚至出现了因政策而弃置法律的现象。”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与经济立法实践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在这样的体制下，作为新兴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既不具备其产生与发展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现实经济生活中也不需要，因为经济关系主要依靠有形的国家之手去调节，而忽视甚至否定无形的市场之手的调节；主要是持续地强化纵向经济关系，而抑制横向经济关系的发展；过重地强调经济集中，却忽视应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 这也就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一样“公私分明”，国家仿佛扮演着私有财产的“守夜人”的角色，严格信奉亚当。斯密“干预越少的政府才是越好的政府”这一信条，民法成为调整经济生活最重要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没有必要也无从产生。 二、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经济法应运而生 既有的体制已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片面地依靠国家的经济职能，通过行政体制、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模式，使得纵向经济关系及其发达，甚至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而畸形发展，商品经济受到压制，横向经济关系极其萎缩，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几乎不起作用。事实说明现行经济体制需要进行重大改变，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 历史转折发生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成为党史、国史上最重大的转折，成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局面的重要会议。邓小平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极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市场经济法律关系诸多问题：“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 1978年，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在文章中，他分析了传统的经济体制，提出在计划前提下，必须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明确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责任关系。他还专门写了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一节，提出“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把国家、企业、职工的利益和各种利益关系，用法律形式体现出来，并且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办法处理”。他认为过去发布的许多条例、规定，往往不具备严格的法律形式，没有明确的法律效力。作为党内著名理论家，胡乔木的文章引起了法学界的重视。 1979年、1980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叶剑英、彭真等人都指出了关于经济立法的重要意义，他们都分别使用了“经济法规”、“经济法等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