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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垄断：立足于对法院的考察垄断是与竞争相对的一种状态。欧文·费雪曾把垄断简单定义为“竞争的缺乏”（Irving Fisher，1923）。在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的眼里，垄断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字眼，特别是亚当·斯密，对垄断的批判简直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在他看来，垄断总是意味着较低的产出和较高的价格（Adam Smith，1776）。到19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派开始把垄断与它的对立极端即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进行比较。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哈伯格估算出垄断给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济造成了占国民收入0.1%的福利损失（A.C Harberger，1954）。哈伯格的研究受到了施蒂格勒等人的批评，后来的研究采纳了施蒂格勒的反对意见，它们报告的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要比哈伯格所说的高得多。 总的看来，哈伯格等人的研究和报告从经验上是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垄断的坏印象。不过，相反的看法也并不是没有。熊彼特在他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为垄断作了如下的辩护：垄断价格比竞争价格高，垄断产量比竞争产量少，这种说法只有在二者的生产方法、生产组织及其它一切方面完全一样的情况下才是对的。但垄断者（也只有垄断者）能够得到先进的生产方法，此时，垄断价格和垄断产量与竞争价格和竞争产量相比，价格不一定较高，产量不一定较小（Joseph A. Schumpeter, 1942）。按熊彼特的解释，垄断指的是那些排斥相同或相似商品的生产者进入其市场的独家卖主。这些独家卖主通常会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并可以“增加才能高者的势力范围减少才能低者的势力范围”，从而独具创新的优势。这种优越性是其它类型的企业所不可比拟的，“这种优越性事实上是典型大规模控制单位的突出特征――在许多有决定重要性的情况下，它们为取得成就提供必要的形式。它们利用的东西主要是它们创造的。”因此关于垄断对长期产量产生坏影响的主流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熊彼特所谓的垄断创新理论并未能改变人们对垄断的看法。(a)政府的财政支持。垄断组织总是与政府绞合在一起的，这样寻租就不可避免。事实上政府本身也是一种垄断（Buchanan,1980），这两种垄断势力联合在一起意味着企业家与政治家的联姻。[1]于是，（b）说垄断者是唯一能够得到先进生产方法的人，只有在法律确认和保护垄断者的知识产权并禁止其它中小企业一切创新努力的条件下才是成立的。但经济史一再表明，垄断的只可能是市场而不是先进的生产方法，即使有立法机关、行政和司法的奥援，也难以阻止那些偶然的技术变革的发生。（c）垄断对社会造成的福利损失。对这一点熊彼特是缺少考虑的，相反，他表达了一种牺牲弱势群体扩大垄断者优势的倾向。所谓“减少才能低者的势力范围”就是将大量的中小企业排挤出市场。资源在这一过程中的确是得到了重新组合，但也造成了一部分资源的浪费[2]。尤其是，由于两种垄断势力的溶和生长，用于寻租的成本也将是惊人的，且对两种垄断内部结构的腐蚀，导致了垄断企业绩效的下降和政府职能的变异萎缩。其次，消费者为抵制垄断也会消耗资源。 因此，一方面垄断的总福利损失从哈伯格等人的研究来看确实是惊人的；另一方面，也实在有必要从公平的角度重新检讨垄断制度。这是因为，既然垄断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比竞争做的更好，那么无论是垄断者还是其背后的政府似乎就利用了垄断的地位优势，这显然是有悖与公平竞争的原则。 有人会认为，有些垄断行业的存在是天然合理的，比如像铁路、公路和邮政这样的部门，竞争只会加剧资源的浪费，而不是相反。穆勒所说的自然垄断就属这种情形，即当只有一个厂商时，效率较高，而这个厂商最终得以生存又通常是过去竞争的自然结果，或者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这里面有经济上的考虑，用冯维塞尔的话就是：“面对这种单一企业管理，竞争的原则彻底破产了。如果已在发挥功能的邮政之外又建立另一个平行的邮政网络，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Friedrich von Wieser，1914）从维塞尔所处时代的经济水平来看，一个邮政系统似乎就足以满足当时人们的需求了。但时过境迁，以今天的眼光再去看邮政垄断的合理性问题，疑问难免就多了起来。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出现了私营的邮政企业与政府控制的邮政企业竞争的局面。 在中国，反对邮政垄断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民间资本投资邮政是因为邮政产业拥有巨大的利润空间，但这一巨大的市场却一直被政府的邮政系统所独占。根据经验观察，现有的邮政垄断组织所提供的服务不仅是有瑕疵的，其价格也是让大多数人所不愿接受的。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也还是不断传出邮政企业亏损经营的消息。 本文下面所要着重讨论的一个例子是法院对司法业务的垄断。本文所论述的法院是建立在法院是企业的假设上的[3]，并假定法院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者。按照公法与私法划分的标准，本文把法院划分为两种类型：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