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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与前瞻(下) ——“统一破产法”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刘黎明 　 　　三、立法目标模式选择 　　立法模式的选择直接反映立法目的。破产程序的目的是指立法者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对破产程序固有属性和一般规律的认识，在立法中预先设计的关于破产程序的理想结果。它是破产立法的出发点，又是破产立法的归宿点，是立法原则与司法原则的统一。其特征包括：法定性、概括性、层次性和变化性。[35] 　　学者认为，当今世界之破产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1、债权保护模式;2、债务救济模式;3、社会本位或者公益模式。这三种立法模式也被表述为三种类型：支持债权人的利益(pro-creditor)(亲债权人)类型、支持债务人的利益(pro-debtor)(亲债务人)类型和折衷类型。[36] 　　(一)债权保护模式 　　债权保护模式，体现的是以债权人利益为本位和保障中心的破产程序目的观，其表现形式为：1、自力救济;2、破产有罪;3、商人破产主义;4、不免责主义。学者指出，对债权人实行破产保护，是破产法得以萌生的最初动因，是完善债权保护手段体系的实际需要使然，也是破产法迄今仍具生命力的基础所在。债权保护模式由此成为破产程序目标模式的第一中形态。较之其他模式而言，债权保护模式历时既久，影响亦深，以致成为破产法的内在要素和品格之一。在这种模式中，破产法的全部原则、制度和程序，无不围绕债权人利益这一中心而构建和设置，债权人利益被置于绝对地位而受到立法者和司法者的重视和强调。相反，债务人利益则被置于次要地位考虑，它充其量仅具有服务性和从属性的规范意义，有时甚至根本不被考虑。[37] 　　(二)债务救济模式 　　债务救济模式，体现的是以债务人利益为立法本位和保障中心的破产程序目的观，其表现形式为：1、破产无罪;2、免责主义;3、自由财产制度;4、和解;5、复权;6、自动中止主义。这种模式提倡债权人和债务人地位平等，同情境遇并豁免债务人一定，捍卫债务人的尊严等。但是这种模式的运行必须要对债务人的诚信等级进行分类，但是这种分类只会导致荒谬。其风险是最终可能导致怂恿债务人进行欺诈。 　　(三)社会本位模式 　　社会本位模式，体现的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立法本位和保障中心的破产程序目的观，是将社会利益放在首位加以考虑的。这种模式不是不保护债权人利益或者债务人利益，而是将两者的利益等量齐观，所以是对前两种模式的超越。更进一步地说，债务人破产不仅只是单纯的当事人之间的私事，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其表现形式除了包括1、破产无罪;2、免责主义;3、自由财产制度;4、和解;5、复权;6、自动中止主义原则等之外，又增加了7、重整程序;8、职工利益保护[38];9、一般破产主义。等等。 　　(四)三种模式中相关原则的比较 　　1、破产有罪与破产无罪 　　破产有罪是惩罚主义的立场。惩罚主义是指以破产为罪恶，对于债务人予以惩罚。罗马法对债务人的生命、自由、名誉、肉体、公权力等设有限制，若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就会引致人格减等和名誉减损[39]。有罪破产时，科以刑罚。大陆法系法国法族多从之。在自然人破产的场合，惩罚主义以限制或者剥夺破产人的人身自由和具有人身性质的权利(如出任公职或企业高级职位)为破产事件的必然后果。在这种立法中，当且仅当破产人全部清偿债务后。再通过复权程序才能解除各种限制。以往的立法之所以表现出这种对债务人进行责难与惩罚的立场，一方面是认为债务人未尽善管自己事务之合理注意，二方面是认为债务人存在道德缺陷。在立法的这种道德谴责与歧视态度之下，债务人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不可能具有完全的交涉能力。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此主义过于严厉，几近野蛮。然而今日世界各国的破产法并未完全脱离这个窠臼，从各国立法上看，破产宣告对破产人的效力依然存在对其多方面权利的影响，如通讯自由的限制、居住迁徙自由的限制、拘传、监禁、说明义务或者接受质询、公法或私法上的资格限制等。从保护交易安全和信用制约机制来看，保留其限制甚至剥夺债务人之人身自由和具有人身性质之权利的这种惩罚主义的残余规则，实在是无奈之举。 　　破产无罪是非惩罚主义的立场。非惩罚主义是指不将破产行为视为犯罪行为，而是将破产程序视为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之间的清算程序，或者视为对债务人全部财产的一般强制执行，不因破产宣告而对债务人的人身权利加以公法、私法上的限制。大陆法系德国法族多采此主义。现代各国破产法在自然人破产问题上的基本政策是给予债务人重新开始民事活动的机会，所以一般采用非惩罚主义。这种立法立场是宽宥债务人的，道德问题不再是债务人无力偿债的核心问题。于是，债务人在法律上与债权人处于平等地位了，双方进行完全交涉成为可能。这种立场并非表明立法处于道德盲目状态而放任债务人的一切行为，也就是说尽管破产无罪是非惩罚主义的立场，但是对于有破产欺诈等违法行为者，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