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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骁等/现状与未来：国内外公共经济学研究评述 日期：2010-11-8 关键词：公共经济 公共支出 公共政策 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大有锐不可挡之势。系统梳理公共经济学的形成与演进路径、现状，把握公共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将有利于公共经济学的建设。本文将在综述国外公共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公共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近期研究重点。 一、国外公共经济学研究评述 1959年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出版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标志着公共经济学的形成。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这部经典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公共经济学”这一词语。随后，在1964年和1965年，他又以法文和英文分别出版了《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直接把“公共经济学”用作书名，他也因此被称为“公共经济学之父”。在马斯格雷夫之后，斯蒂格利茨、费尔德斯坦、布朗、杰克逊、阿特金森等人相继出版的著述都开始把财政学改称为“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1966年开始，又有了在公共经济学名义下召开的定期会议和阿特金森主持的公共经济学会及会刊，1972年，美国《公共经济学杂志》出刊。在此之后，公共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一批高水平的公共经济学著作也不断涌现出来。 (一)历久弥新的税收理论与应用研究 自亚当·斯密以来，税收始终是财政学领域的第一重要问题。马斯格雷夫以前，对于税收的研究主要是文本性的、描述性的，如税收原则、税收职能等，正是马斯格雷夫第一次将标准的经济分析引入税收研究，分析了税收的局部均衡、税收激励、税收的经济效率以及对买方卖方行为的影响，以至于后人认为其《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更像是一本标准的价格理论书籍”(马丁·费尔德斯，2002)。在他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税收问题仍然是公共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内容。 1962年，阿罗德·哈伯格发表了对于公司所得税的激励问题的研究成果，并给出相应一般均衡模型(1972)，这在马斯格雷夫局部均衡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哈伯格通过扩展原用于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的模型，证明了替代品的弹性、生产中的密集要素、消费者偏好等共同决定了公司所得税对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激励方向和程度。在后来的两项研究中，哈伯格将传统的福利三角损失模型扩展到对各种产品征收的不同税种的分析，并进一步评估了公司所得税的福利损失。他的工作加上其时盛行的数学文化不仅复兴了富兰克1927年关于最优消费税的研究，而且直接导致了1971年戴蒙德和米勒斯对于劳动所得税最优税研究成果的问世。后来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将其用于设计收入与消费最优税。这些理论上的进展引出了从一般均衡角度对于税收激励的深入研究。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美国政府公布的大量税收数据，使公共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得以飞速发展。如使用面板数据研究税收对于劳动力供应的影响、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评估边际税率对于个人应税收入的影响、利息所得税对于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资本利得税对于公司行为的影响等……实证研究大大增加了对于同一个个体在某些条件下行为的可重复观察和测量，从而提升了公共经济学的“科学度”，因此斯蒂格利茨教授才有言，“正是由于引入了理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最佳的思想和最先进的工具，公共经济学才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与经济学的其他领域一样，成为了‘显学’”。 (二)方兴未艾的公共支出与公共政策研究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政府支出规模急剧扩大。公共财政学的研究热点从税收转到政府支出，研究角度仍然是两维的：理论和实证。在理论研究方面最引人注目的重大突破是70年代布伦南、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通过颠覆长期以来所有主流社会科学家“仁慈政府”的理论前提，他们向世人雄辩地证明了政府和官员并不是仁慈公正、全能而又无所不知，以实现公民福祉为行动的全部动机的政治人，而是自利的、并通过各种方式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因此，为了公共利益的真正实现，必须对政府政策目标实现得如何、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进行“放大镜式”的、“探针式”的研究。 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立即得到了来自实践的回应，大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政府支出方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到公共政策评价与政策设计。早期对于公共支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某一个支出项目“是否达到预期政策目标”，如社会保险项目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政府的大宗支出项目，因此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他们先后对养老金、失业保险、劳工补偿、对老人和穷人提供资助等政府支出项目的效果进行了研究，但很快地，研究者超越了简单的“是否达到预期政策目标”的分析，而延伸到“这些支出政策还产生哪些未及预料的结果？”、“如何设计出更好的政策以达到最佳效果？” 即“对于公共支出问题的分析，不仅是看它是否达到了最初设定的政策目标，还要研究该项目对于人们行为的激励或由此而来的额外负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