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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百科? 我的贡献 草稿箱 百度首页?|?登录 快乐经济学 　　快乐经济学（EconomicsofHappiness）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它综合运用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扩展了传统经济学的效用和福利概念，强调了除收入以外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其他因素，进而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给出了不同以往的建议主张。了解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及其理论观点对于我国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快乐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 　　可以说，自从人类有了思考能力，便开始了对我们的生存目的以及何为快乐的理性思索。在经济学产生之前，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就指出，“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别的什么理由”。在此，他已经暗示了财富不是幸福与快乐的唯一源泉。然而，随着经济学逐渐从早期的道德哲学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尔后更逐步发展成为可以用数学来进行量化研究的科学，采用一个更加准确、也毋宁说更加狭隘的概念来定义政治哲学中模糊的、难以衡量的主观快乐或幸福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早期的边沁、密尔、斯密，以及后来的马歇尔、庇古、瓦尔拉斯、希克斯等奠基经济学家的精心理论浇筑下，用货币单位（monetarymetric）来衡量的效用（utility）和福利（wel-fare）成为福利经济学中快乐与幸福的主要指标，收入和GDP也由此成为比较个人和国家快乐和幸福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价也围绕于此而展开。尽管这些经济学家自己也认识到仅用货币收入来衡量经济福利会遗漏其他一些影响快乐和幸福的重要因素，但为了理论的严谨和逻辑的一致而不得不忍受这种简化。从此，以收入和财富为基础的福利和效用不仅支撑着经济学大厦，引导着公共政策的方向，也左右着大多数普通人对于幸福和快乐的理解。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是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首先，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其次，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 　　快乐经济学采用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传统经济学对福利和效用的研究建立在萨缪尔森提出的显示偏好（preferencerevelation）假设上，也就是说，如果在实践中观察到某一个理性经济人在可以选择B的时候选择了A，那么就可以推断对该人而言A的效用（福利、快乐）大于B的效用。然而，快乐经济学认为，存在很多人们无力改变或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或政策背景，例如，不公平、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失业等，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偏好假设并不能揭示人们的真正意图。相反，快乐经济学采用了明示偏好的方法（preferenceexpression），即直接让受访者回答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以表明他们对快乐的态度。这种假设看似一种退步（因为传统经济学认为只有在人们的现实选择中才能够发现他们有关偏好和福利评价的真实信息，假设的问题或模拟的场景没有经济学意义），然而快乐经济学争辩道，在很多情况下，显示偏好实质上只是在诸多都不令人满意的方案中勉强进行选择，它提供的信息同样也是有限的，而只有让人们明确地说出真正导致他们快乐的原因或不快乐的障碍，才能够发现现实世界同一个理想世界之间的真正距离。 　　基于这些理论假设，快乐经济学采用了问卷、访谈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借助于计量统计和大样本处理等技术，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年代、不同行业、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快乐调查（happinesssurvey）来了解他们快乐的水平和影响快乐的因素。其中最为一般的问题是：“一般而言，你快乐吗？”“哪些因素导致你快乐或不快乐？”研究者发现，绝大多数回答都指向一些相同的因素。 　　影响快乐的多重因素 　　快乐经济学并不是要完全放弃或取代传统经济学以收入和财富为基础的福利衡量方法，而是强调了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个人特征，如期望值、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的健康状况、经历与背景等；二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如通货膨胀、失业、制度的公平性、公共品的数量与质量、环境等。在这些方面，近10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文献。例如，阿莱西那等学者（Alesina,etc.,2004）发现在不同国家公平和快乐之间都具有密切的正向关系。布兰切伏劳等学者（Blanch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