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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通讯 陈锦云 一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凡著诸竹帛，皆为文章。”这种观点至今仍被认可。只可惜在信息技术相当发达的今天，可以称之为“著诸竹帛”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也就属于势所必行而又无可奈何之事了。现在学术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分类法，就是把所有文章分成四类：新闻文体、文学文体、理论文体、应用文体。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通讯，就是属于新闻文体中的三种非常重要的体裁之一（另外两种是消息和报告文字）。　　通讯，有时也称通讯报道，是一种以叙述、描写、抒情为主要的表达方式，迅速、详细、生动地报道国内外近期出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的新闻体裁。在中国早期的报刊上有“外埠消息”栏目，报道新近发生、发现的事实。由于稿件常以书信的形式传递，故又称“通信”。现在这两个名词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现代汉语词典》“通信”：“用书信互通消息，反映情况等：通信处／我们好久没有通信了。”“通讯”：“①利用电讯设备传递消息：通讯班／无线电通讯。②报道消息的文章：新华社通讯／你给报纸写过通讯吗？”五四时期周恩来干脆来个《旅欧通信》，现在新闻文体写作中一律定为“通讯”。　　通讯是由消息演变而来，它的历史次于消息而远远早于报告文学。在我国，消息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丰第五十五》：“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消，灭也；息，生也。全句意为：“太阳到了正午就西下，月亮圆了就会亏缺，天地间万事万物时盛时衰，一切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生时灭。”可以这样说，一有文字的出现，就有了消息这种文体的产生，因为文字不可能不记载当时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事情。例如原始社会的先民所创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见《吴越春秋》，转引自沈德潜《古诗源》Ｐ１５，岳麓书社１９９８年版）就可以看成是一则关于打猎的消息。如把消息写得具体生动点就成了通讯。孔子《春秋》中的“西狩获麒”，左丘明《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晋公子重耳出亡》等等都可以说是记录当时重大新闻的事件通讯。到了魏晋时期的《搜神记》、《世说新语》，出现了许多记载当时真人真事的小故事，例如《李寄斩蛇》、《谢太傅寒雪日内集》等，它们或是消息，或是通讯，可读性已经很强了。唐朝刘禹锡写的《救沉志》则被认为是一篇非常优秀的事件通讯。此后历代以来的各种文人笔记、野史中的一些记载真人真事的文章，就越来越多了。如把通讯再写得具体、生动些，就成了报告文学了。只不过报告文学一般认为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才产生并流行起来的罢了。　　关于消息、通讯和报告文学三者之间的异同点，在我目前所看到的各种资料里，极少论述。如果回避了这个问题，对初学者来说，一定会造成一些混乱，例如王石、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原载１９６０年２月２８日《中国青年报》），明明是著名的事件通讯，却被收进萧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报告文学卷（１９４９～１９９９）》（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而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原载１９５２年４月９日《人民日报》），明明是属于通讯里的特写，却既被当作报告文学收入上述的《报告文学卷》，又被当作散文收入郭志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这正如一个人既是男人，又是中年人，还是教师一样。用不同的标准来分，势必得出不同的结论。这里仅从新闻写作的角度，把它们三者之间的异同点列表如下：消息、通讯和报告文学的异同点对照简表（此处略去） 　　事实上，人们很难从写作上将它们三者严格地区分开来。林雨轩同志在新华社记者训练班作报告时，曾拿出一篇题为《官僚主义戒》（１９８０年８月４日《工人时报》）的文章，让在座的记者们说出是什么体裁，结果３８人中就有１２种不同的看法。侧记、消息、述评、札记、杂文、通讯、特写等等，说法不一。我们必须意识到，新闻体裁大都是以报道事实为主的，只是在内容的宽窄，篇幅的长短，叙述描写的详略、浓淡，议论抒情的多寡上有所不同而已。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大都不是先从表现形式出发，而是从所掌握的材料的内容和报道的意图出发进行写作的。过分地追求表现形式上的区别，只会作茧自缚。有了好的题材、材料，有了明确的报道意图，选择一种适当的表现形式，就不困难了。有时候，不拘形式，自然写来，“非驴非马”，也能自成一格。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开放搞活的时代，一个自由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时代，我们的通讯写作也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我国金代学者王若虚曾说过：“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大体须有，定体则无。”（《滹南遗老集》）元代学者郝经也曾说过：“文有大法，无定法。观前人之法而自为之，而自立其法。彼为绮，我为锦；彼为榭，我为观；彼为舟，我为车；则其法不死，文自新而法无穷矣。”（《郝文忠公陵川文集·答友人论文法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