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规范及理论上的若干模糊域梳理..docVIP

刑法规范及理论上的若干模糊域梳理.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研讨了下述四方面问题：一是关于过失犯罪与罪刑法定问题；二是关于刑事责任的概念；三是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正确理解与适用；四是关于刑法解释的效力问题。 　　「关键词」刑事责任的概念nbsp;刑法的谦抑性nbsp;司法解释的效力 　　本文所指模糊域，非指刑法预留的白地规定，即它不是指刑事立法者预留给司法上自由裁断的刑法规范中的模糊界域，而是指散见于刑法学术界或刑事实务部门理念中的、对现行刑法规范或建立在诸此规范基础之上的学理问题的辨识不清、待继续反思与推敲之处。 　　诚然，无论是对刑法规范的解读还是就刑法学理论的科学抽象与演绎，学界大多见仁见智，即各人基于不同的刑法价值观及对规范的不同解释方式，各人可能得出有别于他人甚而众人的规范解读结论或理论观点，这并不奇怪。在此过程中，各抒己见或各持己见，也很正常。但有一点需要明确，那就是事物总有其一定范围、一定阶段内的相对合理性。那种认为“万事兼对也不对”、“万事兼错也不错”的绝对相对论观念，抑或认为只要讨论事物的相对合理性即有悖“百家争鸣”的观点，都是有欠论理事物的基本哲理的。显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世上既无“绝对之绝对”-否则“绝对真理”一定会固化、难以与时俱进；世上也无“绝对之相对”（即永远相对、一切相对）-否则，设若任何事物完全相对即“也对也不对”的话，人们将永远无所适从。因而，任何事物终归会在讨论与研究进程中，有其相对的绝对性，亦即有其相对的合理性、正确性或不合理、不正确性的一面。 　　基于上述考虑，在见仁见智的境况下-即便司法上已经针对某一规范有其清楚明白的司法解释；即便某一学理观点早为众家认可并公认为通说观点，学者各人仍可从其自己体认的“应然”角度去述论本人观点。由是，笔者从期望寻求相对真理的理念出发，综合个人对立法意图及其法价值的领略浅见，企求反思某些笔者看来确属模糊不清的刑法理念并希图以此抛砖引玉，以求学术共勉。 　　一。刑法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 　　就一般意义看，司法解释确属有权解释：因为它一经最高司法机关颁布，即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然而就司法解释的性质及其功效看，它又并不等同于刑法规范本身。刑法的解释，通常具有下述三大功能：一是对抽象的法律概念的内涵、外延的诠释，简单说，就是对抽象而概括的法律条文字义及其内容的具体解读；二是对司法认定的特定“法律事实”（即个案）与某一具体刑法规范是否相符合作出的解释（或解答）；三是对整个刑法体系的价值及其刑罚目的取向所作的系统解释。;有学者甚至提出，对刑法的解释，也应适用 1我国《刑法》第12条法定的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货币升值，司法解释因而将构成盗窃罪的“数额较大”由过去的“1000元以上”缩减为“500元以上”，如此解释，形式上看确实会扩大犯罪圈，但是，此一扩大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因为在通货升值的情况下，500元所含价值量已经相当于过去的1000元，而且这种相当发生在司法解释出台以前而非以后，因而，最高司法机关因适应社会经济情势的变化所作出的关于“数额较大”的新的司法解释，乃属调适经济基础与法律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失衡的当然之举；也是通过新的司法解释，调适刑事法律在社会危害性问题上之滞后性的当然之举。反言之，法律本身取决于经济基础，并会因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而发展，这是由法律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而立法上所以就此“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规范框架作出空白性规定，本身就是为司法解释因应时势的不同作出不同的“数额”或“情节”界定的再解释空间。因而凡是在此框架之内的解释均是法内解释而非法外解释。具体到上述实例而言，就货币的实际价值量和调适社会冲突关系的法的轻重设置看，由于此类司法解释并未改变该法（盗窃罪设定）的轻重等级，而不过是因随货币含金量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危害性量的相应变化，去调适“数额较大”的比例而已，因而它并未在实质意义上改轻法为重法，也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其三，就法理角度看，“法无明文禁止就视作允许”的行事原则，如果说在民商法规范中还存有一定争议的话，在刑法规范中却是肯定的。基于此，既然立法法、刑法中均未明确针对刑法的解释作出不得溯及既往的规定，我们就不得擅自设立此一刑法解释的限制框框，否则，此一限制本身，也属侵犯立法权之举。 　　第四，就解释的功能看，如上所述，无论是针对刑法条文文意的司法解释还是针对确定案件与规范的符合性所作出的司法解释，都是针对法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的解释。司法实践中，每一位法官在司法操作过程中，实际上都在对其承办案件的“既往”行为与法律的符合性进行解释。虽然承办法官所作刑法规范与特定事实是否相符的解释一般不可能成为本文所界定的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