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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的中国机遇：以宪法文本为中心 协商民主的中国机遇：以宪法文本为中心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的新潮流，协商民主坚持自由与平等公民之间的理性对话、商谈、辩论和审议作为立法和公共决策的正当合法性来源的立场，试图在现代国家构建起公平而规范的持续性合作途径。在世界各国的治理过程中，普遍出现了将协商作为解决问题和政治决策的重要手段这种转向，协商日益成为现代国家实现民主治理的结构性特征。协商民主被广泛适用的现实，是全球化趋势下当代国家在反思民主制度、应对法律的合法性危机及探讨人民期盼的统一宪法秩序如何建立等问题的有益尝试。继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并将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尽管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涉及诸多问题，需要我们从多视角分析、多方面努力，但千头万绪中或许“所有问题的处理，都必须从国家与宪法情势的具体脉络去观察”[1]。我国目前的宪法情势如何？这显然离不开对宪法文本及对宪法文本规定的民主制度的考察。换言之，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过程中，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能够为协商民主提供怎样的助益？我们又能从宪法文本中获取哪些资源？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首先知晓协商民主的规范标准，这既是协商民主运作的关键所在，也是宪法之于协商民主的重要价值。 　　二、合乎正义的宪法商谈程序：协商民主的规范标准 　　作为一项“关涉普通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公民的政治性潜能的工程”[2]，民主如何可能、真实民主如何实现一直是古今中外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为了弥补和修正代议制民主政治合法性的不足，“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是法治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基础。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3]。合法性与正义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内在要求行使国家权力的授权必须来自于受这种权力支配的社会成员的集体同意和理性决策，“协商的民主概念是基于政治正当性理想而形成的。依据这种理想，证明行使集体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是为了在平等公民之间自由、公开、理性地行使权力。协商民主使这种理想制度化”[4]。协商民主将政治正当性理想制度化的途径是，立法和公共决策的正当合法性源于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充分讨论和理性商谈程序，“协商民主的吸引力源于其能够形成具有高度民主合法性决策的承诺。公共协商不仅仅是谈话。要使协商真正成为民主的，它必须满足自由与平等的规范，这种规范比应用于政治交往中的其他规范更严格，如容纳每个受决策影响的公民；包括平等参与协商在内的实质性政治平等；决策方法和确定议程上的平等；自由、公开的信息交流以及理解问题和其他观点的充分理由。协商民主认为，满足这些规范的讨论过程将形成普遍认为具有民主合法性的决策”[5]。在公开讨论和理性商谈过程中，参与者不仅追求各自的利益，也寻求能被各方接受的协商决定，从而使得辩论焦点能够集中于所有成员的公共利益上，并督促参与者采取合乎公共利益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改变参与者的不良偏好。“作为协商民主的核心，协商过程是对当代自由民主中流行的个人主义和自利道德的矫正。因为个人自由和自治是自由社会的核心要素，所以，尊重、理解对共同体生活普遍关怀的需求是对自由民主加以平衡的需要。”[6]协商民主将政治正当性的实现奠基于“理想的协商程序”之上，认为通过一个理想的协商程序，公民们可以对立法和公共事务进行交流、辩论、说服和审议，形成公共理性进而达成有效共识。 　　理想的协商程序何以建构？协商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认为，理想的协商程序是一个“分化开来的法治国政治体系的核心结构”[7]，即一个独立的、由宪法组织而成的协商机制是实现理想协商所必不可少的重要载体，宪法的主要功能就是促使理想的协商程序制度化。美国学者阿克曼认为，从程序上讲，“人民并不是超人的代名词，而是一个能有效地促进政治精英和人民大众进行有效互动的程序”[8]。桑斯坦则将美国宪法视为保护和推进政治团体之间开展普遍政治协商的工具，认为美国宪法最重要的设计就是创立协商民主体制。在该体制下，公众的代言人将在最大限度上对人民负责并努力为人民提供不受派系和利益团体支配的协商途径和方式，从而可以围绕公共利益开展广泛的讨论协商。宪法就是国会、总统、政府官员和普通公民围绕其一般条款和期望展开的广泛的公共协商的催化剂[9]。在立宪国家，公民们通过宪法民主制度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批判性地审视具有集体约束力的立法和政策，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偏好以供其他公民讨论和批评，对政府施行的各种行为过程进行评价，使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和思想得以交汇、碰撞和融合，从而最大限度地体